回宫后，段智鸣直接来到了御书房里。
他坐在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思考着刚才在宫外审理的那起官司。
虽然那件官司已经处理好了，但段智鸣知道，这不过是治标不治本而已。
那件官司是让自己撞上了，所以这个无耻的父亲才受到了惩罚，可其它没被自己撞上的呢？
段智鸣觉得这种现象完全就是一种陋习，为了东宋的稳定和将来的发展，也为了公平公正，自己必须要把“不管父母对子女做了什么坏事，子女都必须无条件赡养父母”这条法律条文应该好好的改一改，消除这个陋习。
于是，段智鸣思索了一阵后，就决定下旨，将“不管父母对子女做了什么坏事，子女都必须无条件赡养父母”这条法律条文修改成“父母要是对子女犯下了不能容忍的罪行，子女可不赡养父母”。
正当段智鸣要下旨时，一个侍卫前来禀报，陈辉有要事在御书房觐见自己。
段智鸣得知后，就暂停下旨，去御书房见陈辉。
“陈爱卿有何事见朕？”来到御书房后，段智鸣直接了当的问道。
“启禀皇上，有件案子，臣对其判决有异议，所以特来请求皇上主持公道。”陈辉回答道。
“是什么案子，能够让你这个都察院的都御史亲自找朕来主持公道？”段智鸣听后，看着陈辉笑道。
“回皇上，是一件杀人案，一个公公奸污了儿媳妇的妹妹，儿媳妇知道后，就到衙门状告公公，后来衙门以奸污罪判了公公死刑，但因为是儿媳妇状告公公，有违孝道，所以衙门还判了儿媳妇三十年徒刑。”
“你说什么，儿媳妇到衙门状告公公的罪行，有违孝道，所以衙门判了儿媳妇三十年徒刑？”段智鸣不敢相信道。
“是的，皇上。”
“是你说错了，还是朕听错了，衙门怎么会做出这种荒唐的判决？”
“皇上，微臣跟您一样，也认为这是很荒唐的判决，可很多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自古君王都是以，以仁孝治天下，宁可为孝而屈法。这子为父隐，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他们认为这件案子中的儿媳妇知道公公犯了罪，却到衙门告发，这正是违背了子为父隐啊！还有就是，我朝律法也这是这么规定，亲属之间发现一方的亲属犯罪，不得揭发状告，否则将处以重刑。”
什么狗屁逻辑？段智鸣心里暗骂，公公把儿媳妇的妹妹强奸了，儿媳妇将其告发那是有违孝道，违背律法，什么玩意嘛。段智鸣用现代的思维去思考东宋的规定，当然得出狗屁逻辑的结论。
其实，早在汉代，就已经将儒家经典作为裁判案件的理论依据，史称“春秋决狱”。并正式确定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此后历代王朝，都延续了这个原则，并加以发挥，唐朝扩大到了“同居相隐“，就是说没有亲属关系的奴婢等，也负有相互隐瞒犯罪的义务。
明朝的法律同样规定了“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的法律原则。儿子包括儿媳，若向官府告发父亲、公公的罪行，官府将以“不孝”罪对儿子、儿媳处以重刑。
当然，亲亲相隐原则的适用也是有其例外情况的。由于亲属相隐的理论基础在于“孝”，而根据儒家理论，封建社会的最高利益自然是臣民对君主的“忠”，那么，当忠和孝发生冲突的时候，只有舍孝而取忠。因此规定：谋反、谋大逆、谋叛，此等三事，并不得相隐。故不用相隐之律。也就是说谋反、谋大逆、谋叛三种罪，不适用同居相隐这个原则，必须揭发。
陈辉说的话让段智鸣不敢相信：“你是说，我朝律法规定，亲属犯法，另一方的亲属倘若告发，就要被处以重刑，是吗？”
“是的，皇上，微臣对这条律法非常的反对，所以才把这件事告诉皇上，请皇上下旨废除这条律法。”陈辉回答道。
段智鸣没有想到，陈辉居然会和自己一样，非常的反对这条荒唐的法律条文，这让他感到一丝的欣慰：“你放心，朕立马下旨，赦免该案的儿媳妇，还有以前因为该条律法而入狱的人，同时朕也会废除这条律法。”
段智鸣说完，就立马下了两道圣旨。
一道圣旨是修改了“不管父母对子女犯了什么罪行，子女都必须赡养父母”的法律条文。
另一道圣旨则是赦免了陈辉汇报的那件案子中的儿媳妇的罪，以及以前因为状告亲属犯罪而入狱的人，还把东宋的这种“允许亲属之间相互包庇犯罪行为”的狗屁法律条文给废除了。
两道圣旨下达后没多久，东宋境内几乎所有的人都闹了起来。
他们一致要求，段智鸣必须收回圣旨，恢复“不管父母对子女犯了什么罪行，子女都必须赡养父母”和“允许亲属相互包庇各自的犯罪行为”这两条法律条文，并将那些释放的有违孝道的人全部都重新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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