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如何在即将爆发的战事之余安定人心、军心，韩谦也与朱裕身前这最后几日有过讨论。
他并不觉得将从汴京南撤的十数万民众进一步南迁到寿春为质，就真能安定住人心。
河洛与棠邑要全面融合，韩谦这些年在棠邑全面且深入推行的新制，与梁国旧制截然不同，这是谁都无法忽视的事实。
朱裕身前能让众人迎立韩谦为新主，理法之事变得不甚重要。
而梁高祖朱温早年就是流民军将领出身，他与麾下将吏初期就极敌视清流士族，当年在白马驿，除大诛前朝宗室子弟，前朝士族也是人头滚滚落地，才会有萧衣卿等衣冠士族北逃附胡。
顾骞、陈由桐、荆浩、荆振、陈昆以及韩元齐等人的出身都不高，并没有形成极其顽固的旧有理法观念，这点跟江淮，特别是江东的地方势力有着极大的区别。
废除奴婢贱籍，但允许雇佣役婢，以及废除嫡庶之制，当前也不会直接冲击到大梁将臣现有的利益。
当前河洛风雨飘摇不定，地方势力甚至都不愿子弟入仕，因此对废除恩荫之制以及新的取仕、将官升授之制，也不甚在意。
然而涉及到土地，却是绕不开的问题。
这不仅是河洛地方势力的根本，也是棠邑新制与梁国旧制的根本区别所在。
顾骞、陈由桐、荆浩、荆振、陈昆等一大批人，包括沈鹏、文瑞临、赵慈等
承天司的悍吏以及早年编入玄甲都、之后遍布大梁禁军的武官将领，作为嫡系，大多数人都主要是朱裕经营河洛时期追随其左右的。
他们即便有相当多的人在后期，举家迁入汴京，但家族都还扎根在河洛，可以说是河洛地方势力的代表。
他们作为梁国的新贵，出身不高，但受千百年来根植于人心深处的思想影响，求田问舍几成本能；而梁高祖朱温在世，更多时候也都以田宅赏赐有功将吏。
朱裕登基继位后，即便认识到棠邑新制优势，但忙于南征北战，一时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点。
除了顾骞、陈由桐、荆浩、陈昆等家在河洛地区都占有大量的田宅，乃是河洛的土地新贵外，以韩元齐为首的蔡州军将吏，则又与蔡汝及颍陈等州的地方新贵势力纠缠极深。
清丈田亩、摊丁入亩等事反倒好执行。
这两年为筹措军资及赈济灾民的粮谷，朱裕对河洛、颍蔡等地不得不加征极高的田赋丁税，对田亩的清算就极严格，照棠邑的相关新政执行，甚至会使得地方新贵势力所承受的赋税有所减轻。
最大的问题是棠邑的限田令以及军卒配田。
目前棠邑诸州县，旧有的地方势力几乎都被摧毁——洗向杨等叙州大姓早期也在彻底的军事失败后，就被韩谦彻底拆散掉，洗寻樵、冯璋等人都顺理成章的接受了新政；棠邑军中，无论基层武官胥吏还是中高级将臣，限田标准与普通军卒一样，按户占田都不得超过三十亩。
照这个标准，梁军之中队率一级的基层武官，可能大多数人都要超了。
早年梁军照首级功授勋赐田，这决定以军功提拔上来的基层武官，仅军功赐田直接成为中小地主，更不要说后期几成本能的兼并，更不要说梁军之中的中高级将吏了。
即便不说从龙拥立之功，韩谦要依托顾骞、荆浩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弟、族人以及各级武官将领守御河洛、抵御胡虏，依托他们推进两军的融合，甚至要让新制在河洛地区扎根下去，就不能直接简单而粗暴的剥夺他们已有的、并且已经经营一两代人的田宅。
然而，韩谦早年在组织赤山军时，曾宣称要使天下人耕者有其地、居者有其屋，这也是韩谦这些年在叙州、在淮西推动新制的根本，也是棠邑军战斗力的保障。
梁军现有的八万疲弱兵卒，一部分是奴婢以及无地贫民出身、被地方势力推出来以充兵役、徭役的乡兵，一部分是家小从汴京南逃、已失立足之地的原大梁禁军将卒。
可以说梁军现有的八万疲弱将卒，其家小绝大多数在河洛等地都无立足之地。
而连续多年的苦战，以及当前恶劣的形势，叫这些疲弱之卒士气低沉。
韩谦暂时可以不去管河洛境内的中下层贫民，甚至新旧制统一的事情都可以暂时做一些妥协，但要在当前这么复杂及凶险的局面下，将梁军现有的将卒战斗力及士气激扬起来，也必然要在河洛及蔡汝等地，拿出大量的田地分配给梁军将卒家小耕种。
面对这样的矛盾，韩谦思虑再三，也只有赎买之策能行，而且是先从梁军高级将吏那里进行赎买。
当然，韩谦现在是拿不出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缗的钱物去赎买这些田宅的，他能拿出来的，只有他私人在工造局、叙州官钱局以及赤山会所占的一部分股数。
此外，山泽之利及盐铁茶酒榷卖，传统上是隶属于内廷的私产，这使得朱裕早前在河洛等地所开采的矿场以及建成的工坊，也都归属官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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