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西阳公社的响堂铺生产大队，分作两个大食堂，终于实现了吃饭不要钱的日子。
以小圳巷子为界线，西边的食堂，建在石碧山，东边的食堂，建在胡麻台。
胡麻台生产队的陈仲桂，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七八岁的孩子，早早守在公共食堂的门口。
大厨房，十二个木匣子，垒在一起，蒸着米饭。木匣子的缝隙里，飘出白茫茫的气体，气体中带着米饭的香味。
生产大队的麻子书记，板着个脸孔，走过来，对小孩子们：“走开，走开，不要堵在食堂门口。”
一个十来岁男孩子说：“书记，再不早点开餐，我们的肚子，变成了踏扁了的臭虫。”
麻子书记说：“再不走开，我来牢骚把子轰走你们。”
小孩子们走远后，公共食堂的会计，芡实过来说：“三支书，食堂里的米，只够吃三四天了。”
麻子支书说：“昨里我去过犁头公社，他们的做法是，每一个装四两米的土钵子里，只放二两半大米，蒸熟之后，加上热水，再蒸一次，蒸到饭粒比草霉还大，老百姓就不会饿肚了。”
芡实真想骂娘，钵子里大米，即便蒸两次，三次，大米依然只有二两半，干重苦力活的赤脚板汉子，怎么够？这种愚不可及的做法，分明是堂客们打屁，吓野老公。
开饭的时候，丁仲桂排在最前面。
芡实负责计人头，麻子支书负责发钵子饭。
丁仲桂说：“熟两的熟钵。”
麻三支书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当过炮兵，耳膜被炮声震震破，需要别人说话，才听得清楚。
“再说一遍。”
丁仲桂有点小结巴，大声说：“熟两的熟钵！”
麻三支书依然听懂。
芡实只好解释：“四两的四钵。”
领到白花花的、浆糊状的饭后，九岁的丁仲桂，不怕热饭烫手，直接吃起手抓饭，风卷残云，不到三分钟，一钵子饭，吃完。
其他三钵饭，转身交给做苦力活的父母，哥哥。
都是同一个习惯，吃完饭后，饭钵子里倒上大半钵热水，用筷子乱划乱刮，把粘在钵子边上的、白色的饭粒痕迹，洗下来，喝到肚子里。
成家的小媳妇，总是最后一个来领钵子饭，进来的时候，先朝芡实使了一个眼色。
芡实说：“吃饭都不积极，干活怎么会积极？你家的五钵饭，放在柳条筐子里。
成家的小媳妇晓得，芡实留给自家钵子饭，每钵下足了四两米。
人多口杂，成家小媳妇进来的时候，芡实便走了。
去年冬天，一担斤白萝卜，涨到四块钱，我父亲每个月，领着二十七元五角的工资，还买不到七十斤。这样的日子，不晓得要熬到什么时候为止。
一担红砖一百五十斤，挑着上三层楼高的脚手架，对没有吃饱饭的工人来说，确实太难了。焦化分厂的仓储仓库，职工宿舍楼，工程进度，明显慢下来。
我父亲决明，长到四十一岁，从来没有挨过骂。这一次，被厂领导点名批评。
我父亲只好地沉默的方式，应对组织的批评。
晚饭后，我父亲和厂里军转办主任罗归海，沿着涟水河，向红旗菜场方向去散步。
我父亲说：“罗主任，莫往菜地里走，免得老百姓怀疑，我们来偷他们的蔬菜。”
两个人只好沿路返回。
罗归海说：“路通市长，出大问题了。”
“他会出什么问题？”
“据说，他在某个扩大会议，痛批经济领域刮起浮夸风。所以，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农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一群不清醒的人，干着疯狂的事。”我父亲说：“我不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清醒的人吗？”
“决明，快回去休息，留点精神，还要干活呢。”
这样的日子，拖到四月底。
五一后的长假，我父亲回到西阳塅里的添章屋场。
刚到家里，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几十年不曾相见的党参，带着一个司机，一个勤务员，到了西阳公社。
虽然到了五月份，天气时热时冷，生产队刚插下去早稻秧苗，还没有返青。没有返青的原因，一是劳动力越来越孱弱，二是没有化肥。
这么稀稀拉拉禾苗，就像癞子头上的几根黄头发，到了小暑季节开割，能收上三四百斤一亩，算是奇迹。
党参穿着一套灰色的中山装，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脸色铁青，傍晚时候，走进我家里。
三十三年未曾谋面，但我爷老子，一眼便认出了当年的党参哥哥。
党参进屋后，第一句话便问：“决明，你要说实话，现在的你们，吃得饱饭吗？”
“吃不饱，当真吃不饱。吃不饱饭的汉子，还要干重活，身体怎么吃得消？许多大肚汉，饿得奄奄一息；许多妇女，无缘无故停经了。党参哥哥，上面应该出一个政策，鼓励我们开荒种地，从根本上解决吃饭问题。”
党参没有回答我父亲的问题，匆匆忙忙，在笔记本上写下几十个字后，合上。掏出二十斤全国通用粮票，一百多块钱，塞在我父亲手里，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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