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宇坐在杂乱无章的办公桌前，面前堆积如山的文件仿佛是他生活沉重压力的具象化。他双眼布满血丝，眉头紧锁成深深的沟壑，眼神中透露出疲惫与焦虑交织的复杂情绪。公司的事务如同乱麻一般让他应接不暇，每一项任务都像是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突然，手机铃声如尖锐的警报般打破了办公室令人窒息的沉闷。他不耐烦地一把抓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园区法院工作人员冰冷且严肃的声音：“是程宇吗？秋夏之前起诉你，关于在花都时你用衣架打她致其流血的事情，当时在派出所协商你给了 2000 块，还剩 5000 块没给，写了欠条，现在已经起诉到法院，开庭时间定在几月几号，请你准时参加。”程宇听到这番话，脑袋瞬间“嗡”的一声，仿佛被一道晴天霹雳击中，心中顿时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怒火，他不禁咬牙切齿地咒骂道：“这个可恶的女人，当初明明就只花了两千多的医药费，我都给了两千，而且这事儿也是她害得我失业，孩子不管还拿走首付，现在居然还来讹我这五千块！”
开庭那天，程宇怀着忐忑不安又夹杂着些许愤懑的心情来到法庭。秋夏早已等候在门口，程宇远远地看到她，眉头下意识地皱得更紧，脚步也不自觉地放慢，刻意晚了一会儿才缓缓走过去，眼睛里带着明显的厌恶，刻意避免和她对视。两人都没有聘请律师，秋夏站在那里手忙脚乱地整理着一堆乱七八糟的资料，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慌乱和心虚。程宇站在一旁，也在紧张地翻看着自己准备的反诉状，他想着要让秋夏赔偿自己因她而遭受的损失，可内心又有些底气不足，手微微颤抖着。进入法庭后，法官表情严肃地了解情况后表示，如果双方协商不清，法院将进行宣判。实际上，秋夏连医药费和路费总共才花了两千四百多，程宇已经给了两千，若真的宣判，他可能只需再补上四百多块。但程宇还是咬着牙，脸上带着一丝倔强地说：“我当初承诺过给，就会给，只是现在我真的没钱，被她害得很惨，工作都没了。”法官看着程宇诚恳的模样，便顺势说道：“那你确定个时间，两个月之内把钱转给他。”程宇在心里快速地算了算，想着春节前公司应该会发工资，到时候就能还上这笔钱，于是便应了下来。
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喜欢捉弄程宇。公司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一直拖欠着员工的工资，整个公司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气息，员工们甚至不得不靠相互借资来维持基本的生活。程宇本来工资就微薄，又因为要请假照顾生病的母亲，手头变得更加拮据。到了过年的时候，公司只发了一个月工资，这点钱对于程宇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既要应付春节期间的各项开销，又要给孩子交学费，根本就不够，更别说偿还秋夏的钱了。程宇满心无奈，只能先把还钱的事无奈地搁置在一旁，心中却始终担忧着这件事会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爆炸。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程宇归心似箭，渴望回到老家那个能让他疲惫心灵稍作休憩的地方。他好不容易坐了顺风车，踏上了充满波折的回家路途。路上，他的心情复杂而沉重，还想着去福光的朋友红姐那里看看，红姐在开药店，以前两人关系还算不错。车到得很晚，程宇带着给朋友准备的年货，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红姐家。见到红姐后，他满脸歉意地说：“红姐，真是不好意思，来晚了，这一路太折腾了。”红姐笑着迎上来，热情地说：“哎呀，程宇，你能来就好，这么晚了，肯定饿了吧，先吃点东西。”两人在外面找了一家小饭馆，简单地吃了顿饭。席间，程宇打开了话匣子，向红姐倾诉着自己这一年来的遭遇，脸上满是苦涩，声音也有些哽咽。他说道：“红姐，你知道吗？我在公司现在都快待不下去了，工资也不发，家里还一堆事儿。而且那个秋夏，居然因为之前的事儿把我起诉了，法院让我两个月内给她五千块，我现在哪有这个钱啊？这日子真是不知道怎么过了。”红姐听着，不时地发出叹息声，安慰着他：“兄弟，会好起来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吃完饭回到红姐家，程宇才发现红姐的车在送客人时车灯坏了，他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留下来帮忙处理，一直忙到很晚，之后便在红姐家留宿了一晚，两人还聊了很多过去的事情，回忆起曾经的美好时光，程宇的脸上偶尔也会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
第二天，程宇从翁源县精心挑选了一些当地的特产作为年货，沿着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小道回到老家。老家的村子宁静而祥和，袅袅炊烟缓缓升起，给这寒冷的冬日增添了几分温暖的气息，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仿佛在欢迎着游子的归来。母亲独自住在那座有些陈旧的老屋，程宇走进家门，看到母亲坐在昏暗的屋子里，面容憔悴消瘦，眼神中透着深深的痛苦和无助。他的眼眶一下子红了，快步走到母亲身边，蹲下身子，握住母亲粗糙的手，轻声说道：“妈，我回来了。”母亲抬起头，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尽管这笑容中也带着病痛的痕迹：“儿啊，你可算回来了，妈这身子越来越不行了。”程宇看着母亲，心中一阵酸涩，强忍着泪水说道：“妈，您别这么说，我这次回来就好好陪您过年，您一定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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