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察院所有人再三权衡利弊，决定还是将决定权交给自家陛下处置吧。自己只管如实上报便是。
其实若是一州知府、知州这样的地方官，御史们或许还敢操作一下，至少年底不能给自家陛下添堵，免得大家都过不好年。
可这是统辖一省的布政使啊！正八经的封疆大吏，还是隆庆帝的心腹。
御史们也不敢妄加猜测，只能将自己所见所闻如实书写奏折，同各省的弹劾一并呈上。
……
年关时节，百官忙，隆庆帝更忙。
自古以来，皇帝为了分化臣子权利，加强中央集权，会不断的扩大官僚体系，以官僚监察官僚。
如中央废丞相，分化相权，将一个人就能干的活分给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
还有地方，实行三权分立，军、政、法三权互不干涉。
明明一个人就能干的活，非要分给三个人，越分越臃肿，越分下去朝廷的效率越低，百姓的负担也就越重。
道理很简单:通过不断精细化，划分地方权利，来限制地方的资源统合与行政效率，从而保持中央权利的绝对至高无上。
自汉朝以来，历朝历代官员数量一直在不断攀升，明明很多职位完全是屁用没有的，但人家就是设立，不但设立了，还弄几个副职位分权。
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弊端。
官僚机构的臃肿，皇帝是知道的，但:主不在乎。
相较于家天下权利的稳定，只好再苦一苦百姓了。
华夏自宋以后地方一直就是三权分立，毕竟唐朝前车之鉴在那里。
看似分工明晰，实际上权利一直是处于一种交叉状态，地方官僚集团会自发的组团。
为了避免地方官员结党营私，结拜联姻。于是巡按御史诞生了。
可巡按御史也得有人监督啊。
于是就诞生了极度抽象的，套娃式御史制度。
中央有御史大夫，地方有巡按御史，两者之外还有专门监察御史的御史！
以御史监察官员，御史上面再设御史监察御史，直接归皇帝统领，望风而奏。
当然，这种制度不能说完全没用，只能说是望梅止渴、抱薪救火。
或许在一位明君治理之下，贪腐之事能压抑一时，一但贤明的皇帝死去，上位一个能力不强的统治者，那这样的制度，只不过是凭空加在百姓身上的又一副枷锁镣铐。
历史无数次证明了，官员监督官员，自己监督自己，纯纯是脱裤子放屁！压根没有公平可言。
甚至监察制度衍生出来的御史们，成为了凌驾于地方官员之上的特权群体，以监察权行腐败之事。
以腐败治腐败，只会引发更大的腐败。
隆庆帝因为“穷”，有幸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减缓百姓负担（主要是为了减缓朝廷财政压力，因为刚登基那会是真的没钱）
隆庆帝对监察机构进行了精简、将几个御史部门归于一个。不论中央还是地方，都由皇帝本人直接统领。
这样的好处就是，一年国家可以节约不少的俸禄，但坏处就是，隆庆帝的工作量变的更大了。
所以每年年底，对于隆庆帝而言都是非常难熬的日子。
其实对于权利的监督，华夏古代的先辈们从未断过尝试。
甚至有数次，诞生了鼓励民众监督官员的思想启蒙意识。可最后都因为生产力的限制，以及信息传递不便，而宣告失败。
最出名的便是朱元璋。
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但确确实实，实现过了一段时间百姓监察官员的先河。
甚至朱元璋规定，倘若地方官不作为，或者为非作歹，当地百姓有权利集结青壮，抓了地方官员直接送到京城告状！路旅费用朝廷报销！
别管老朱的目的是什么，但这样的百姓凌驾于官员之上的制度思想，确确实实是华夏社会的一次巨大的进步！
百姓抓官老爷治罪？不敢想，以前从来不敢想啊！
朱元璋以前百姓状告官员的成本之大无法想象，更是经常发生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的荒唐事。
朱元璋担心地方官员官官相护，阻挠百姓进京申冤，于是设下了各种刑法。
阻拦者杀头、剥皮实草，情节严重者，甚至可以诛九族。
当然，古代的交通和生产力限制下，百姓能进京告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而且地方百姓除了宗族外，团结性不是那么高。相较于出一时之气，百姓更善于忍气吞声，关注吃饭问题。
就比如之前状告孔府的那位，虽然隆庆帝下旨命太医全力养护，但还是因为油尽灯枯去世了。
万幸的是，这位蒙受冤屈之人，亲眼看到了孔府满门尽灭的下场，这或许是唯一的告慰了。
但不管如何，这种制度是先进的，是跨越时代眼光的。朱元璋看到了属于百姓的力量。这是华夏社会文明的又一次伟大尝试。
隆庆帝将桌子上最后一本奏折朱批完毕后，看着一旁堆积如山的奏折，一股满满的成就感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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