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铁道旁的积雪里，手指陷进冰碴。安全帽的探照灯照亮了枕木缝隙间那团暗红色的毛线球，毛线已经板结成块，沾着黑褐色的污渍。老张说这就是最后出现在监控里的物件，被D307次列车撞飞的男人死死攥着它。
"冬至，别看了。"老张的皮靴碾着煤渣，"你爸当时走得很快，应该不痛苦。"他递烟的手停在半空，突然想起我从不抽烟。十一年前也是这样寒冷的夜，我蹲在同样的位置，看着十四岁的自己朝铁轨上的黑影嘶吼。
那年父亲总在深夜消失。我跟着他穿过结霜的胡同，看他蹲在铁道旁像条觅食的野狗。生锈的轨道在月光下泛着青光，他伸手在枕木间摸索，捡起乘客扔下的矿泉水瓶，偶尔会对着驶过的列车打手语——那是聋哑人之间"晚安"的意思。
我以为他在计划自杀。
"你要死就死远点！"我朝他扔石头，石块弹在铁轨上迸出火星。他转身时额头带着擦伤，双手在胸前慌乱地比划。我不懂手语，但认得那个反复出现的手势：拇指擦过嘴唇，食指指向我。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儿子"的意思。
老银杏树的枯枝在风里咔咔作响。我攥着毛线球往家属区跑，工装裤兜里还装着今早从父亲遗物中找到的铁盒。盒盖上的喜鹊登梅图案已经斑驳，里面塞满五颜六色的线团，最底下压着半条未完成的围巾——灰蓝色毛线混着几缕银丝，针脚从歪扭渐渐变得齐整。
八岁那年的初雪也是这样悄无声息。同学们把我的绒线帽扔进臭水沟，他们说聋子的儿子就该戴哑巴织的围巾。父亲蹲在教室窗外，手里的红毛线团滚进积雪。那天夜里我听见织针碰撞的咔嗒声，持续到月影西斜。
"这是用道班房捡的毛线织的。"班主任曾指着我的红围巾叹气，"你爸每天放学后都在操场栅栏外捡线头。"后来那条围巾出现在少年宫画展上，题目叫《特殊家庭》，我的脸被画成模糊的肉色色块。
我撞开家门时，母亲正在糊纸盒。她脚边的铝盆里泡着发霉的毛线，靛蓝色污水漫过褪色的喜字。"你爸这些年..."她比划的手势突然僵住，浑浊的泪滴在毛线团上，"他总说火车上扔下的毛线最干净。"
暗红毛线球在掌心勒出血痕。我想起事故现场散落的绒线，像血管迸裂后喷溅的血珠。D307次列车的乘客永远不会知道，1997年冬天有个聋哑人追着车窗跑，只为接住他们丢弃的毛线头；更不会知道2008年的暴雪夜，这些毛线终于织成通往天国的阶梯。
老银杏树在雪地里投下龟裂的阴影。我跪在树根处疯狂刨挖，冻土里接连冒出线团：鹅黄的、浅灰的、褪成月白的藏蓝...每个线团都缠着写日期的糖纸。最深的那个油纸包里，躺着八岁那夜被扔掉的红色围巾。
母亲说父亲死时抱着铁盒。我想象他佝偻着背在车灯前奔跑，怀里揣着新捡的暗红毛线。这颜色多适合织成年人的围巾，可惜他永远停在起针的瞬间。工区澡堂的蒸汽在玻璃窗上凝成水珠时，我看见了父亲的影子。更衣室长椅上摆着褪色的帆布包，拉链齿间纠缠着几缕丁香紫毛线——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线索。
"林师傅生前总在工具间织东西。"扳道工老赵对着淋浴喷头抹了把脸，"有回暴雨冲垮道砟，他淋着雨扒石子，怀里还揣着个毛线团。"
我从帆布包内袋摸出牛皮本，纸页间夹着张泛黄的少年宫门票。1999年12月18日，那幅让我在全校面前抬不起头的《特殊家庭》正在展出。门票背面用铅笔写着歪扭的字："冬至围巾在第三展厅"。父亲永远不知道，那天我躲在锅炉房哭到供暖管道开始轰鸣。
澡堂储物柜最深处埋着团报纸包裹的东西。展开《铁道工人报》的瞬间，陈年樟脑味混着毛絮在光柱里飞舞。那是条织到一半的暗红围巾，别着张百货公司标签：2008年冬季新款羊绒线，建议零售价388元。
标签背面是父亲的手绘示意图。他用齿轮厂图纸描边，在等高线缝隙里画满手语分解动作：右手拍左胸代表"爸爸"，双手拢成心形是"爱"，掌心向上托举的动作是"骄傲"。最后那页画着戴围巾的小人，气泡对话框里写着"冬至暖和"。
我抱着围巾冲进雪夜，道口警示灯把毛线染成血色。当年父亲追着火车跑的画面突然有了声音——他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呜咽，手指被车窗扔出的可乐罐划破，却笑着接住空中飘落的浅蓝色毛线头。
"他管这叫摘星星。"母亲跪在银杏树下烧纸钱时突然开口，火光映亮她新染的黑发，"火车灯光照在毛线上，就像流星落在手心。"纸灰粘在未完成的围巾上，像一群迷路的黑蝴蝶。
春分前一天，我在巡道时发现生锈的道钉旁开着簇野茉莉。花根处缠着段灰白毛线，顺着铁轨延伸成断续的虚线。跟着这条线走了七公里，道砟缝里陆续冒出线头：灰白、靛青、杏黄...最后停在山坳间的废弃道班房。
破窗里垂下半条围巾。
那是我在少年宫画展上见过的红围巾，此刻正随山风轻轻摇晃。三十三种红色毛线编织成火焰的纹路，起针处别着张糖纸，上面印着1997年最流行的酒心巧克力广告。围巾兜里掉出盒受潮的骆驼牌香烟，烟壳背面是父亲的字迹："给冬至换新毛线"。
暴雨突至时，我听见父亲在哼《红莓花儿开》。这是他会说话的妻子最爱唱的歌，也是聋哑人永远听不见的旋律。雨水冲刷着道班房外墙，露出用毛线绣的巨幅地图——所有线头都指向家属区老银杏树。
树洞里塞着父亲最后一封信。
信纸是用齿轮厂报表裁的，字迹像铁轨般刚硬："冬至，围巾要织够三十三圈才能挡风。那年接住红毛线时，火车灯光照得你像个小太阳。"
我站在D307次列车经过的道口，把未完成的围巾系上信号灯。远处传来汽笛长鸣，月光下所有毛线都在发光，仿佛父亲十一年间错过的星光终于倾泻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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