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哈哈！夫人，夫人，我是校书郎了，我是校书郎了！”黄爸一溜烟地去跟黄妈分享喜悦去了，只留下好大儿在风中凌乱。
其实这就是黄巢不懂唐朝官制了，别看不起这个九品小官，这个职位品阶虽低，但是能担任这个职位的一般都是及第进士中的佼佼者或制举登科的“非常之才”。
校书郎属于清官序列，职务清闲，待遇优厚，升迁快速，前途光明，被唐人视为“文士起家之良选”，社会地位和认可度都很高，“非贡举高第，或书判超绝，或志行清洁的不轻授”。
所以朝廷给黄爸这个官职黄巢还真不算亏，黄爸从商贾身份一跃成为了“清贵”，直接实现阶层跃迁。
想想黄爸考了半辈子科举，还不如自己儿子来长安一趟，真是造化弄人、高低不同啊。
随着这份敕授的颁布，朝廷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叫做“大唐会典编修院”，总编由裴度亲自出任，副总编都是挂同平章事头衔的京官，翰林院和国子监的大臣们分别充任集册、编修、缮录等职位，黄爸以校书郎身份担任书印官，起点就是很多人的终点。
之所以成立一个如此高规格的组织机构，是因为编书在古代是一种非常高尚的国家行为，能参与其中就能青史留名，特别是这次不止是要编书，在裴相公的规划里这次原本只是要“防止文化典籍在战乱中流失”的免费印书活动，成为了类似于明成祖修《永乐大典》规格的国家大百科全书修书运动。
所以这次的修书的规格很高、规模很大、影响力极强、涉及范围很广，当然钱由黄家出，朝廷纯属白嫖。
黄巢在知道裴度的打算之后，差点没一口老血喷死，黄巢知道这次彻底当了冤大头了，这种书一编就得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里面的花费不可计数。朝廷这是看到自己一场拍卖会就赚了几百万贯眼红了，想要自己大出血呀！
当然，更重要的是朝廷要打着国家大义的名义来获取各大世家的文化典籍。
说到士族门阀，就免不了提到他们对于权力、土地、人口以及财富的无尽贪婪和垄断，但实际上士族门阀掌握和控制的社会资源中，影响最大和对于皇帝最具威慑作用的，却是对于知识的垄断。
在古代，知识以及其载体，即书籍的价值是远非现代人可想象的，而且是越古越贵。比如战国时的大学者惠施因为学识渊博，被庄周赞为“学富五车”——五车所承载的竹简能写下多少字呢？大概就20~30万字而已，但就这区区二三十万字却几乎是当时最有钱而且最有权的学者所能搜集到的所有知识了。
在两汉时，类似于四书五经这样的普及型教材的正版认定权都被高门大姓所垄断，寒门庶族子弟所能读到的只能是不被认可的“盗版”或“伪书”。
这样一来你连书读的都是错的，还怎么可能被察举入官？
因此，那些能够传承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世家大姓，族中起码也得有本“宝书”镇宅。
比如弘农杨氏，虽然始祖是西汉宰相杨敞（也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女婿），但真正发迹却始于东汉安帝时的太尉杨震——这位杨敞的玄孙因“受《欧阳尚书》于桓郁”，而成一代大儒，备受世人尊崇，号为“关西孔子”，这才有了弘农杨氏“四世太尉”的辉煌，成了顶级大族。
随着知识的扩散和普及，非士族门阀出身的士子虽然不愁再读不到或读不对书了，但能不能读懂就是另一回事了。
毕竟圣人着书向来讲究“微言大义”四个字，说白了就是让你明明每个字都认识，偏偏弄不明白到底说的是啥……这时候哪家要是能冒出几个天才能够替圣人典籍进行诠释和作传，而且还能受到普遍认可，再传承个几百年就能形成所谓“家学渊源”的高门大姓。
比如荥阳郑氏，东汉名儒郑兴、郑众父子曾对《左传》、《周官》等典籍做出过详细的注解，备受好评，与当时的另一个经学家贾逵合称“郑贾”，其学术流派也被称为郑贾之学。
于是乎有了家学渊源的荥阳郑氏开始飞黄腾达，族中各种人才层出不穷，直到唐朝出了12个宰相。
除了用来装点门面和增加底蕴的儒学，对于农医兵算等实用之学，汉唐之时士族门阀的态度跟两宋以后的士大夫截然不同，那就是极端的重视这些杂学，相对于要拿出去大肆宣扬的儒学精义，这才真正“传内不传外”的家学。
比如东汉经学大家郑玄曾师从马融的一个弟子学习术算。当马融在无意间发现这个“记名弟子”天赋出众，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潜质后，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杀之而后快。要不是郑玄故弄玄虚忽悠走了马融，这位郑学的创始人恐怕早就一命呜呼了。
所以相比科举时代千人一面的进士，两宋之前在士族门阀的“家学”体系下培养出的人才可谓百花齐放，各有特色。
像陇西李氏，族内既有过西凉太祖李暠这样的皇帝、北魏孝庄帝元子攸的生母李媛华这样的皇后，也有过李冲（北魏）、李义琰、李昭德（唐朝）这样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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