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伯伯寻了一件工作棉袄穿好，想起来了，抽屉里有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水在码头上是包治百病的常用药，随便啥人一有身体不适宜，就灌藿香正气水，这是粗人对付毛病的通用方法。黄伯伯照式照样，咕嘟咕嘟灌了两瓶下去，药吃过了，自我感觉好一点了，头靠在椅背上，干脆不闭眼睛，坐等上班……
上班铃还没有响，一向以“老码头”自居的黄伯伯，老早就换好了工作服。等一帮“小码头”一到齐，就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上。黄伯伯是队长，平常这个辰光是黄伯伯的高光时刻：“小码头”在黄伯伯门前头一排立好，开工前头黄伯伯总归要讲两句闲话，黄伯伯文化不高，讲不出啥新的名堂经，还是老花头，无非是讲：安全帽要戴好，搭肩布披披牢，上跳板，一看两稳三通过，否则性命交关……“小码头”们老早已经背出来了。听多了，就嫌鄙烦，背地里小码头们常常戏称黄伯伯是老和尚念经。
小码头们的议论，黄伯伯当然晓得，有辰光还亲耳朵听到过，不过，黄伯伯听到了也并不生气。哪怕“小码头”再嫌鄙，黄伯伯每天的闲话总归还是要讲的，难听点讲，就是为了过过“念头”，就像小囡要过奶念头一样，是戒不掉的……
黄伯伯这个队长虽然跟普通工人没啥差别，每天凭力气做生活，靠做生活赚钞票吃饭。实在也没啥好称道的。不过，对黄伯伯来讲，值得称道的是队长多少也算一级领导，其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领导可以当众讲两句闲话的“腔调”，黄伯伯一直蛮珍惜这点“腔调”的……
为啥？侬想想看，黄伯伯是“小江北”出身，拾过垃圾，做过“抛顶躬”，啥叫“抛顶躬”？“抛顶躬”就是穷人家的小赤佬去“推桥头”，帮爷娘讨两个铜板过日子……老底子，三轮车是上海的主要交通工具，好比现在的出租汽车，一般是有点铜钿的人才坐得起。一部三轮车常常要坐一个肥头胖耳的老板，傍边再坐一个拿得出手的太太，分量不轻，等到上苏州河大桥，三轮车是踏不上去的，三轮车夫只好跳下三轮车，一手扶龙头，一手拉车帮，两腿蹬地，面孔几乎贴地，朝桥上拖。这个辰光，就会有小赤佬奔上来，帮忙推三轮车，这就是“推桥头”。不过不是白推的，等到推到桥顶，车夫重新坐上三轮车，小瘪三就会跳上后车杠，乌漆墨黑的小手伸到老板的耳朵边头，讨要小费，一般老板都是常规操作，摸出两个铜板，放到小赤佬手里，这是不成文的规矩。小赤佬拿到钞票，就跳下后车杠，目送三轮车冲下桥堍，重新去推别的三轮车……
不过，也有特别小气的老板，不但不肯掏钞票，还用斯蒂克，一把打开小赤佬的手，嘴巴里还不腻不三。小赤佬就不客气了，等到三轮车眼看就要冲下桥堍的辰光，一把摘去老板的礼帽，跳下车去。老板回头看到自家的礼帽到了小赤佬手里时，大叫：“停车！停车！……”这个辰光，三轮车已经朝桥堍飞驰而去，哪能停得牢车呢，硬劲刹车，弄不好还会有翻车的危险……老板只好大声骂粗，望洋兴叹了……
一顶簇新的礼帽可以换不少钞票，可以贴补爷娘过日子……这就是“抛顶躬”。
这点事体，在弄堂里人的眼睛里就是“污点”。多少年前头的事体了，照道理老早应该忘记掉了，不过，老古话讲过：“好事不出门，丑事传万里。”所以，弄得黄伯伯在弄堂里还是人微言轻，有辰光，弄堂里有啥事体，黄伯伯也会有想法，也想讲两句闲话，只要别人给他一个白眼，黄伯伯马上就识相，嘴巴闭牢，不响了……前两天，徐家阿腻头的一双白跑鞋汰好了，还刷了白粉，挂在破墙篱笆竹杆上晒太阳，想不到隔夜头里，阿腻头跟沈家的老大打相打，沈家老大打不过阿腻头，鼻头血也被打出来了，气不过，就在阿腻头的白跑鞋上浇了黑墨水，阿腻头隔手就把沈家的玻璃窗统统敲了个精光，正好黄伯伯看到了，看不惯阿腻头的蛮横，拖牢阿腻头要教育两句，阿腻头的阿爷却窜出来帮孙子的腔，对黄伯伯讲：“小江北”侬就少讲两句了，先摸摸自家的底牌，自家管管牢蛮好了。”一下子戳到了黄伯伯的痛处，闲话讲到一半就缩了回去，只好歇搁，心口却痛了叫关天数……
到了码头上就不一样了，码头上是苏北人居多，本来就算不是苏北人，也会开两句苏北闲话。在码头上，好像一道讲苏北闲话就像是一家人了。而且，码头上，大家出身也差不多，统统脚碰脚。自从黄伯伯做队长以后，每天一到码头上，可以在“小码头”的门前头一立，能讲两句闲话，讲多讲少、讲啥内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黄伯伯想讲啥就讲啥，还总归有人听，哪怕有人不想听，也会装出一付想听的样子，还要听到黄伯伯讲光为止，所以黄伯伯像寻回了尊严，寻回了做人的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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