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上午九点，星城市政务大厅西翼临时封闭。
五部委联合调研组抵达的消息一早便已在潇湘高层传开，各方神经紧绷。
这支调研组并非一般形式调研，而是受人事部、中财经办、科技部联合授权，对“星城市试点建议”进行可行性审核与现场勘察。
在会议室外短暂停留后，调研组组长林嘉明带队进入。
没有寒暄，也无闲话，第一句话便是：
“我们看三件事：你们提交的建议是否站得住逻辑；你们做出的事情是不是可复制；你本人，是不是合适继续往上推。”
“我们来不是听你们讲，是要看你们做。”
李一凡沉着点头，伸手示意：
“数据我们已经准备好，模型、报表、评估机制全部在案。”
“您只需看，就能明白我们不是做一套说辞，而是——在走一条路。”
会议正式开始，赵维康主持材料汇报。
三年来星城市政策路径从改革干部画像机制、基金运营自主化、产业核心链补位三线联动，逐步构成“地方治理组合拳”模型。
林嘉明问了三个问题：
“你们的基金和财政联动机制，是否有中秧授权依据？”
“你们的干部双线评价制度，是否绕过了现行考核规程？”
“你们产业项目的投向，是不是有选择性扶持？”
李一凡没有退缩，声音冷静：
“中秧没有禁止地方在授权范围内创新；我们没有绕规，而是先报备、后执行；选择性扶持不是错误，而是策略。”
“我们不是破坏秩序，而是做出——新秩序的样板。”
林嘉明不语，继续记录。
与此同时，省委审计厅的人已在高新区各平台单位悄然布点。
审计线以“合规”为旗，意图通过资金流向、招标报告、岗位交叉等方式寻找所谓“风险盲区”，构建星城市“制度不洁”的叙事空间。
市委秘书长赵斌很快收到消息：“他们已经到了中微项目二期的财政拨款窗口，要查的是2014年底与凡星投资联动设立的产业联保基金。”
赵斌立刻找李一凡汇报：
“这批人是冲着你打的。他们知道你从中微切入最深，准备在配套资金那段找突破口。”
李一凡淡淡开口：
“让他们查，账都摆在那。”
“别打扰他们，也别迎合他们。”
“但——我会告诉中秧，他们查得是什么。”
调研组考察进行到第二天，中微公司传来外交动向。
德国图宾根大学、瑞士洛桑联邦理工联合主办的**“2015年欧洲先进材料标准草案预研会”**发来确认函：
“中微公司技术方案已纳入会议日程，将派出代表团出席本月月底在日内瓦召开的专家预审会。”
“拟就刻蚀机核心工艺参数、低功耗多级控制逻辑提出建议方案。”
“会议资料将在ISO、IEC两个国际工业标准平台挂档备份。”
李晓薇第一时间将文件送至市政府办公室。
“这意味着中微——不只是一个优秀项目。”
“它正参与定义下一轮全球工业底层接口。”
赵斌在旁皱眉：“他们会不会以此做文章？毕竟……这已经不是普通出海，是抢规则主导权了。”
李一凡将文件夹合上，语气坚定：
“做得出好设备，能留在实验室。”
“但想做得起未来，就得站在规则制定桌上。”
“现在开始，谁反对我们，不只是反对项目，是反对大夏进入全球新标准体系。”
次日下午三点，中秧调研组在星城市高新区召开封闭式碰头会。
会议仅有一句定性：
“星城市提交建议，具备体系逻辑、实操路径与初步成效。”
“拟提交大夏政务院政策机制室与人事部干部体系试点对接平台并行研究。”
这句话一旦传出，便意味着——
中秧正式把星城市，从“地方案例”列入“制度选项池”。
李一凡没有表情，只将会议纪要拍照转给省委书记赵建国，附带一句：
“我们希望，不再只是省里的试验品。”
赵建国看完，只回了四个字：
“你做得对。”
而另一边，在省委内部，唐志衡等人并未就此作罢。
宣传系统有人提出，准备在《潇湘日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
标题是：《创新是否越过制度红线？——关于地方治理边界的若干观察》。
意图很明显：把星城市的突破说成“脱轨试验”。
但就在文章即将交印之前，省委宣传部长王志明一锤定音：
“这篇稿子不登。”
“我们不能拿一个有可能写进中秧文件的城市，当作负面反面教材。”
“这不是审慎，这是无知。”
27日晚，李一凡坐在市政府八楼会议室，桌前摊着三份文件：
1. 中秧调研组考察纪要草案；
2. 中微日内瓦会议确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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