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这个项目……我可以顶上。”
在星城市“数字政务试点区”推进会上，岳麓区委副书记唐启帆主动请缨，站起来对着市委分管常委发出申请。
这是个罕见场面。
过去，干部求稳如常——能不摊事尽量不摊，能观望就绝不靠前。
可这次，唐启帆一句“顶上”，后排座位顿时鸦雀无声。
没人想到，他一个基层出身、资历尚浅的区级副职，会敢于挑战一个市级重点项目。
但他接着说：
“我们区虽然资源有限，但过去在征拆、平台配合上，连续三个季度拿过项目协调第一。”
“只要组织信任，我一定保进度、保节点。”
会后，赵斌找到李一凡：
“书记，这风，真的变了。”
“现在是干部在抢活干。”
李一凡望着材料，没吭声，只淡淡说了一句：
“抢事不是坏事。”
“但我们要知道，他们图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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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导向型提拔机制”，在这个节点被正式提出。
由省委制度推进办牵头起草，李一凡作为草案核心设计人，提出五项调整：
一、取消汇报加分机制
不再以汇报材料、展示型活动计入考核得分，仅保留实地督导结果。
二、提拔依据“项目完成度”
干部提拔前，必须完成一个以上“责任项目”，完成率不得低于90%。
三、“结果不达标”，一票否决
无论口碑、人际、资历，若项目节点连续两次延误，取消提拔资格两年。
四、“脱身机制”
干部可在承担项目满6个月后，主动申请退出责任岗位，组织部根据绩效决定是否予以保留。
五、“快速晋升试点”
对于连续完成三个以上重点项目者，可申请“提级备案”，不受原任职年限限制。
赵斌评价这一机制：“把能者上、庸者让，写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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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洲市委率先推行“结果型干部试验班”。
试验班招募了9名正处以下实干干部，直接下放至产业区、高新园、数字政务平台三大攻坚口。
市委组织部定期派出专项组评估其推进情况，明确：
“任务完成就是进身阶梯，做不出就原地踏步，甚至调离。”
半年来，已有3人因节点未达标被撤换，也有两人被破格提名为副县级后备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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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风，迅速刮向全省。
——干部争项目，变成了争“政绩通道”。
——项目组内会议从“汇报形式”变成“进度通报”。
——平台公司也从“跑协调”变为“盯节点”。
但与此同时，副作用也悄然浮现。
某地市被曝出个别干部为争取责任项目，私下“打关系”、套近路，甚至出现“项目指标倒挂”现象——项目未落地，责任先划定。
李一凡获悉后，当即表态：
“所有责任项目必须实地匹配、平台评估、组织备案。”
“凡借‘争任务’为自己抬身价者，一律清出系统。”
赵建国的批示更直接：
“不能让好制度变成假动作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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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组织部出台新补充细则：
“项目责任人由组织部、平台公司、纪检联合备案。”
“干部参与通道前，必须经平台测评和‘任务匹配评估’。”
“凡责任项目有作假、走后门者，取消单位年度评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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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城市也公开第一批“以结果提拔”干部名单。
其中，林诚——原为芙蓉县信息中心副主任，在信创系统部署工程中连续完成8个节点，被提名为市政府办副主任，属破格晋升。
名单一出，舆论哗然。
因为林诚无背景、资历浅、简历普通，甚至此前因“风格不合群”被视为边缘人物。
可他一句话打动组织部：
“我能扛得住数字交付，其他的，不重要。”
李一凡拍板：“这就是标准——谁能把组织交的事办好，谁就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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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制度推进办也在内部通报会上披露一组数据：
? “结果提拔制”试点地区干部平均年龄下降2.9岁；
? 政务系统干部请缨率提升36.7%；
? 干部对责任项目“抗拒指数”下降53%。
赵建国在省委书记办公会上说：
“制度的进步，不是文件好看，而是让干部怕躺平、愿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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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却在星城一场干部座谈会上，讲出另一层意思：
“提拔从不是目的，是责任的回报。”
“但如果我们只看指标、不看人，那就又走回老路。”
“下一步，我们还要再升级——结果优先、但过程有痕；能力优先，但德行可鉴。”
赵斌点头：“书记，是不是可以推‘政绩+画像+调研’三位一体？”
李一凡摆手一笑：
“画像过去用了，不提了。”
“我们就讲‘实录’——所有过程用数据自动生成，谁干了，谁懒了，一目了然。”
“别再搞评分搞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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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以结果为导向的改革，在悄然间，让潇湘各地官场“表演型干部”逐步失去舞台。
谁上，谁下，不再靠口碑和汇报，而是靠一个个节点、一项项交付。
真正的改革，从“人争言”走向了“事成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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