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城市雨后初晴，四月的阳光斜斜照进东湖新区的会议中心。
一道不公开的会议正在悄然进行——
凡星投资、星城市委政研室、信促中心、市场监管局四方代表，围坐在一张长桌前，审议一份尚未披露的资料。
那是一份被命名为《本地生活平台改革响应观察通报（第一期）》的文件。
文件将潇湘全省十四个地市划为四个等级：
? 一级响应地市：衡洲、江陵（已完成政务接入、平台备案）；
? 二级响应地市：岳西、常衡（签署改革承诺，但未落实数据接入）；
? 三级观望地市：湘江、怀化、益邵（回函模糊、只派联络员）；
? 四级疑似抵制地市：安平、沙州、武陵（未回应、不派员、不对接）。
最末页，用红色粗体加注：
“请市委书记李一凡同志阅示，并建议是否启动专项倒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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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此刻，李一凡正在潇湘省委东楼小会议室内，主持省委制度推进协调小组的闭门会议。
参加会议的，除省委政研室、省委办公厅、纪委监委副秘书长外，还有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吴成标，和省委政法委副书记范从礼。
“李书记，”吴成标翻开资料，“现在多个地市‘不抵制，但也不推进’，看起来嘴上支持，其实拖延为主，我们组织系统是否可以动用干部政绩通报机制进行干预？”
李一凡没有立刻表态，而是看向政研室负责人。
对方迟疑半秒，轻声说：“我们建议可以将‘制度改革响应率’纳入季度政务考核，并在省委常委会季度汇报会上亮牌。”
李一凡点头，却没有拍板，而是把文件合上，说道：
“不动干戈地把事做成，才是真正的制度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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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星城市默默调度之时，各大平台已先一步展开攻势。
京东城市服务中心悄然落地江陵市新区，同时宣布向全市中小商户提供“入驻减免三个月”政策，并同步启动“骑手专项五险补贴基金”投放计划，直接打出“良心平台”标签。
而美团则在岳西召开“潇湘新标准平台合作交流会”，会上放出一张PPT：
“我们不谈政策，只谈共赢。”
但会后，美团岳西片区负责人却暗中组织商户签署“城市合规标准承诺函”，实则变相绑定排他性协议。
这一手“换皮但不换药”的做法，很快就被星城市数据巡查组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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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一份由星城市平台治理监察组出具的简报送上了李一凡办公桌。
结尾处，梁国涛批注：“美团仍在试图规避制度管控，京东表面更合作，但其实也在抢节奏，不等制度到地市，先割商户认知红利。”
李一凡看完，沉默良久，淡淡地开口：
“我们不怕企业跑快，就怕干部跑慢。”
“干部跑得慢，企业就会趁制度落地之前，重新把市场割一次。那样，改革成了空架子。”
他将文件推回去：“准备一份省委专项调度方案。”
“调研组名单我来定，调度表由制度办签发，凡星、市政、信促三方协作。我要让干部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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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傍晚，省委制度推进办发出密令：
“即日起启动《平台制度改革响应专项调研计划》，由星城市委牵头，联合省委政研室、组织部、纪委组成跨部门巡视组，深入各地实地督导。”
并附加一条：
“未在三十天内完成制度对接与政务备案的地市，不得申报2026年度数字政务转型试点与省财政扶持项目。”
这是赤裸裸的资源杠杆，打在了实权派系的神经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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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风声一出，风向陡变。
江陵市委书记当夜表态：“制度标准必须与省政绩挂钩，全力落实。”
衡洲市委组织部当即向省委请示，是否可以借此进行一轮“干部结构优化”。
岳西市则内部紧急调整策略，原本装样子的“制度合作办”升级为“改革领导小组”，并连夜召开全市中层干部动员会。
但也有硬骨头。
湘江、安平两市表面上没有任何动作，实则在平台背后悄然放行排他协议，依旧以“自由市场”为名，默许平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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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收到消息，只写下一句话：
“他们不想改革，那就别指望能享受改革红利。”
市委办公厅随即发布公告：
“凡未进入‘制度对接’白名单的地市，其平台商户不得参与凡星商户信用中台项目。”
这一下，平台慌了。
京东潇湘区域负责人紧急向总部汇报：“信任数据缺口，导致我们在那些地市的商户转化率暴跌！”
美团也在内部报告中写道：“星城信用中台一旦普及，我们不合规的商户将全部被标红。”
这一刻，资本第一次意识到：
——这不是地方政策，而是一场真正的权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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