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5日，潇湘省委办公楼二楼小会议厅。
下午三点，例行省委常委扩大会如期召开。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次会议通知发得极急，而且议题模糊，仅写着六个字——“制度试点研究”。
熟悉潇湘政治的人都知道，凡是不点明人名的议题，大概率就是有人要被点名了。
李一凡提前十五分钟抵达会议室，面色如常。他没有带秘书，也未携任何纸质材料，只随身携带一支笔和一张空白记录纸。
吴庆林已经落座，向他点了点头。张廷山、许宏志也紧随其后，几位厅局负责人坐在后排作为列席观察员。
会议准时开始。
省委书记赵建国坐在主位，依旧穿着深灰色中山装，翻着一本会议手册，神情平静。
省长李尚民坐在其右侧，眉头紧锁，似乎对今天的议题早有预感。
赵建国抬头，扫视了一圈会议室：“今天这场会，不讲套话、不讲成绩，就一个问题——星城市的制度改革试点，到底是创新，还是越界？”
一句话，如同重锤砸落，会议室霎时静若寒蝉。
没人先开口。
良久，省委常委、副省长唐志衡抬手，慢条斯理地说道：
“赵书记，既然您开门见山，那我也不拐弯抹角。”
“我认为，星城市当前的制度改革，有价值，但边界不清、风险巨大，尤其是社会资本频繁参与公共决策流程，已经出现了‘谁主谁从’的模糊状态。”
“纪委已经接到多起反映，发改、财政、金融三线也都有疑虑。是否该暂缓部分试点，梳理机制，再审一次流程？”
他话音刚落，现场一片沉默。
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会议桌一侧的李一凡。
后者缓缓抬头，看了唐志衡一眼，语气平和：
“我是否可以回应？”
赵建国点头：“你讲。”
李一凡起身，没有打开任何文件，只将双手搭在桌面上，目光直视会场：
“我承认，我们在探索制度改革过程中，确实存在边界测试。”
“但测试不等于越界。改革本身就是从未知中寻找可行路径。”
“至于社会资本参与政务项目的问题，我想请各位看看我们公开平台披露的数据：过去三年，凡星资本参与的市属项目共计11个，全部通过公开招投标流程，资金合规、程序完备、无任何一项由市委、市政府直接指定。”
“我们有文件，有数据，有每一笔流程记录。若有问题，我愿意全程接受调查。”
“但如果我们因为‘改革可能被误解’就一刀切、全线停，那我只能说：我们不是在搞制度建设，而是在搞自我保护。”
会议室一片寂静。
许宏志打破沉默：“我同意李一凡同志的观点。省委提倡改革多年，星城市这次确实走在前列。现在问题出来了，他没有回避，主动配合，说明态度端正。如果这也要否定，我担心下面没人敢再试。”
财政厅厅长周德兴犹豫片刻，也开口了：
“我作为厅长，不参与政治判断，只从数据出发。我们查过星城的预算执行、资金流转、审计报告，未发现违纪问题。若说结构性风险，那是制度层面要完善，不该归为个人责任。”
这话看似中立，实则已经开始“踩刹车”。
但唐志衡显然不愿罢休，他继续发难：
“李书记说得有道理，但我要提醒各位，我们是省委常委会，不是企业董事会。”
“我不质疑李一凡同志的能力，但一位省委副书记、星城市委书记，其弟是凡星资本法人和控股人，这在政治伦理上，就是潜在冲突。”
“我们不能等社会质疑变成组织问题，才来讨论是否错过纠偏时机。”
话音未落，赵建国轻轻开口：
“唐副省长提的问题，我理解。制度边界确实要讲清。但我想问一句——”
“我们是否只因为他姓李，就默认他和他弟弟之间的财务是共通的？就默认他制度推动，是为资本开路？”
“这和十几年前‘干部亲属不能办企业’的老观念，有什么区别？”
“现在是依法治国、制度治政。没有证据，就不要拿假设绑住改革。”
赵建国话锋一转，看向李一凡：
“不过，唐志衡同志提出一个提醒也是对的。”
“你是省委副书记，是我们潇湘最年轻的常委之一，也是星城市的市委书记。你主导的改革成了全国样本，但也因此站在了风口。”
“下一步怎么走，你自己要掂量。改革不能让支持你的人担心，也不能给反对改革的人理由。”
李一凡点头：“我明白。谢谢赵书记。”
赵建国收回视线，合上会议手册：“今天的讨论就到这儿，组织部准备调研材料，发改委与纪检联合出具一次制度清查建议。会后我会亲自提请报中办做备案。”
会议结束，常委们陆续退场。
李一凡没有立刻离开，他缓缓起身，走向唐志衡，目光沉稳：
“唐省长，谢谢你今天提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下了。”
唐志衡冷冷一笑：“不必谢我。你若真有问题，我当然要管；你若没问题，未来你的位置只会更高——但那不取决于我。”
“我只是提醒你，潇湘，不是你的试验场。”
李一凡点头：“但潇湘，是我们的。”
这句话说完，他转身离去。
而赵建国站在会议室窗前，望着暮色渐沉，低声道：
“接下来，要开始动组织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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