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们四个人，匆匆忙忙的往遵化走。由于这个行动不被官方认可，所以我们没有用赵旅长的汽车。我们是跟了一个老乡的牛车走了一段，后来我们又步行。我们心里惦记着，赶了两天一夜的路，没有好好休息，只是在牛车上小憩了一下。路上瘦弱的刘平可没少遭罪，他咬牙挺着，老油子倒是怨声载道的抱怨了一道。
快接近遵化地界的时候，迎面碰到了一群拖家带口的人，急匆匆的赶路，看起来像是逃难的人。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抓住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就问：“这位老先生，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是怎么了？遵化发生了什么？你们为什么都往外跑？”
老者头也没有抬，脚步也没有停，我们只能跟着他走，一边走一边听他说：“还会是因为什么？鬼子打过来了。孙军长他们抗联的战士和他们打上了。”
我心里咯噔一声，因为根据核梅协定，鬼子是不可以越过长城的。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四个互相看了一眼，加快脚步，朝着遵化方向跑去
又走了一会，耳边隐约传来了枪炮声。距离遵化越近，枪炮声越清晰。我们心急如焚，又加快了脚步。顺着枪声，我们一路跟到了大茅山下。在山脚下，我们偶然间看到一个鬼子的指挥部。我们赶紧躲起来，慢慢靠近，有几个鬼子押着两个抗联的战士过来，两个战士浑身都是是鲜血。他们把抗联战士踩在脚下，尽情的羞辱。两个抗联战士宁死不屈，一直在破口大骂。
我们躲在暗处看着，大概算了一下，鬼子大概十个人左右。我们有四个人，他们是我们的两倍还多。但是我们既然路过看到了，就不能坐视不理。最后我们想了个主意，宽子找了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躲起来，我们三个把好多的手榴弹绑在了一起，悄悄的走到他们的营帐后面，然后拉开了手榴弹的弦，悄悄的扔到营帐里，然后我们快速的散开找隐蔽。为了确保不伤到抗联战士，特意选好了位置，算好了炸不到他们安全距离。
只听见轰的一声，里边传来了呻吟声，惨叫声。有几个鬼子从营帐里跑出来了，宽子真是一把好手，出来一个击倒一个。有两个三个一起跑出来，宽子来不及打的，也被我们干掉。
等到营帐里再也没有人影晃动，安静下来后，我第一个冲了进去。屋里一片狼藉，地上躺着三四具尸体。有一个鬼子，两条腿都被炸断了，血肉模糊躺在那里。我走过去一看，居然是田边，也就是红鼻子一只耳。
他看到是我，手伸向我，在空气中乱抓着。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手伸过去。用力的抓住我的手，好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虽然我们是敌人，但是看到她那个样子，我还是有些于心不忍。
他已经说不出话，用颤抖的手指着营帐的角落。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原来是他的指挥刀。我有些愤怒，都这个时候了，还想着指挥刀，闹到这个样子还想跟我拼命吗？
我转念一想，明白了。他是要实现他当时说的话，剖腹。
我心里一紧，虽然是敌人，但毕竟是个大活人呢。但是他现在这个样子，估计也活不了了，不如满足他的尊严。所以我还是犹豫着把刀递给了他。他感激的看着我，我不敢和他对视。如果你们不来侵略我们这里，我们也许还是朋友。你这是自作自受，下辈子做一个善良的人吧。
这个时候，宽子他们都进来了。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都没有说话。
我起身，招呼着他们往外走去，还没走到营帐门口。听见了一声尖锐的金属插进肉体里的声音，然后一切都安静了，我们没有回头，走出了营帐。
我告诉自己，不能可怜他们。他们这是被洗脑了，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做什么。一味的愚忠，连人类情感中最基本的善良与仁慈都是奢望。我们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把他们这种害人的思想连根拔掉。
出了营帐，枪炮声已经渐渐小了，只是零星还会响几声。宽子他们已经把那两个抗联的战士的绳子给松开了。我问他们：“孙军长和关参谋长他们在哪里。”
他们说：“孙军长和关参谋长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带领我们和几个兄弟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大部队撤退。孙军长当时腿受了重伤，无法行动，就让我们抬着他指挥。后来鬼子杀上来了，关参谋长跟孙军长壮烈殉国，只有我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晕了过去，被他们给抓到了。
“你们大部队向哪个方向突围了？”我问。
他们回答：“又回到关外了。”
我有些纳闷：“为什么要去关外呢？你们好不容易杀回了关里，为什么不在关里待着呢？在关外，没有粮，也没有武器装备，没有补给，多艰苦啊。在关内，起码都是咱们自己人，鬼子也进不来。”
刚说完我就后悔了，什么进不来？鬼子这不进来了吗？
他们回答：“孙局长和关参谋长说，绝不能把战火引向咱们关内，绝对不能让鬼子有挑起战争的借口。所以，我们宁愿向敌人火力最猛的地方突围，也不愿意给鬼子发动战争的口实。孙军长总说，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鬼子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鬼子给我们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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