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北村禄郎说。
“笨蛋！”石野相原骂道。
“大佐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不顾忌汪精卫特使的安全，把首要目标定在抓捕企图猎杀特使的中国特工身上，甚至不惜牺牲掉这位特使！”井川满志说。
“就是如此！”石野相原说。“你们两个人，行动中有分歧时，听井川中佐的！”
“是！”井川中佐立正说。
石野相原一双眼睛盯向北村禄郎。
“是！”北村禄郎说。
“去布置吧，把网撒得大一点！”石野相原说。
“是！”
井川满志和北村禄郎一起立正，朝石野相原敬了个礼，转身走了出去。
......
太阳的余晖，血红血红的，照在丸之内商业街的欧式建筑的屋顶上。
宋春萍提着出诊箱，站在一个公共汽车站前的马路边。朝不远处的东京中央车站眺望。这是一个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显得有些阴暗。现在下班时段，这里人来人往。
几个胸前背着白布包裹着的骨灰盒的伤残士兵，自中央车站方向走来。宋春萍看向几个伤残士兵，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
一个士兵断了一只胳膊，面无表情地看了宋春萍一眼。
“妈妈，他们背的是什么呀？”
宋春萍回身一看，是一对母女在说话。女孩很小，四、五岁的样子。
“他们背的是骨灰盒。”母亲说。
“什么是骨灰盒呀？”女儿又问。
“骨灰盒就是装骨灰的盒子呀！”母亲说。
“什么是骨灰呀？”女儿再问。
“骨灰就是人死了以后，用大火烧成的灰。”母亲说。
“妈妈，怎么会死了那么多人啊？”女儿要打破砂锅。
“他们是跟中国打仗死的，是我们日本的英雄。”母亲说。
“我长大也要当英雄！”女儿说。
“有骨气。”母亲说。
宋春萍忍不住再次扭头看了那母亲一眼。心想，这么教育孩子，见着就是民族灾难。
“嘀嘀！”
一辆汽车开来，在宋春萍身边停下。
刘简之推开车门，喊道：“伊藤医生！”
宋春萍回过头来，坐上汽车。
刘简之朝前开去。
“你刚才在想什么呢？”刘简之问。
“我在想，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已经植入家庭教育中，很可怕。”宋春萍把出诊箱抱在胸前，喃喃地说。
“学校里面的教育可能更厉害吧，我们广播了明子写的一篇文章，批评学校的音乐课时间被军训挤占，结果让明子挨了校长一顿训。”刘简之说。
“是吗？难怪日本人这么疯狂！”宋春萍说。
“有什么事，这么急？”刘简之问。
“接到重庆的指令，”宋春萍说，“汪精卫派了一个特使和两个助手，这两天就会来到东京，为汪精卫访问日本打前站，做准备。重庆命令我们全力截杀这个特使和他的两个助手。”
“汪精卫的特使叫什么名字？”刘简之问。
“不知道。电文里没说。”
“多大年纪，长什么样？”
“不知道。”
“那我们怎么截杀他们？”
“电文上说，他们即将抵达横滨港。”
“即将？即将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宋春萍说，“重庆方面可能也不把握所有信息。”
“那我们就只能守株待兔了。”刘简之说。
宋春萍拿出一张图，递给刘简之。“这是横滨港的船期图。明天就有从上海来的航班。”
刘简之接过图，把汽车靠路边停下。
宋春萍走下车去。
刘简之把车在一个十字路口掉头，朝浅草寺方向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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