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向死而行的生命都热烈的生长着！”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与日军展开了多次会战。彼时我整体军事实力较差，面对武器装备比精良的日寇，战士们必须付出极大的牺牲代价，才能打退敌人的攻势。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日寇的后勤供给能力很出色，导致我军在全面抗战前期的会战中很难取得胜利。
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内一些亲日分子开始蠢蠢欲动。武汉失守之后，汪伪公开投敌，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
早在1939年8月15日，日第11军就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 ，开始调整和集结部队 。企图集中兵力打击第9战区主力兵团，稳定对武汉地区的占领，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并推进汪精卫伪政权出笼。
1939年9月中旬，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五个半师团共10万余人，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进攻。
长沙是湖南的省会城市，如果长沙失守，湖南沦陷后政府所在的重庆势必会受到严重威胁。
所以在得知侵华日寇大批部队向湖南进发的时候，第9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决定率部死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薛岳在制定对日作战计划期间，曾接到过蒋电报。其被告之，如果敌人的攻势太过猛烈，可以考虑放弃长沙。对此薛非常坚定地表示，一定会带领部队守住长沙。并且面对蒋不断打来的电话，薛一反常态地选择了“违抗军令”，而他在这之后的一系列保卫战中，也确实做到了守卫好长沙，并且打得日寇直接失去了胜利信念。
薛长官司在确定了日寇将会把大量军队投入到长沙之后，他协同指挥部制定了“战区决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地区，将其包围歼灭之”的作战方针。
并且与此同时薛长官还强调，位于赣北、鄂南方面的部队需要尽可能击破周边地区的敌军，以避免其支援前来攻打长沙的日军主力部队。
对于当时守卫长沙的第9战区而言，日军的重炮以及坦克是一个大麻烦。对此薛长官让战士们想办法破坏掉沿途道路，尽可能阻碍日军重装甲部队的行进。
战士们奉命出动之后，长沙的百姓也自发加入到毁坏公路的队伍中，大家趁着日军还没有赶到的时候，破坏了绝大多数主要公路段，将粤汉铁路北段及所有公路彻底破坏，造成日寇坦克、炮兵及运输补给的困难。为前线战士们执行“诱敌深入”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后，在长沙北部构筑了四道防线，并在防线后方部署狙击部队，用火力压制日军的进攻。在长沙东部山林中，他也埋伏了大量兵力，准备对日军进行围剿。
9月18日，日军第18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率领部队向新墙河地区进攻。薛长官亲自带领60军和52军应战。双方展开激烈交火。冈村宁次见久攻不下，恼羞成怒，不顾国际公约，向我军阵地投放毒气弹，并派遣轰炸机空袭。
面对日军化武和空袭，薛长官没有下令固守新墙河防线，而是在消耗敌人后，命令我军主动撤退，诱敌深入。我52军展开有序撤退，日寇上当追击。日军在陌生的地形中行进艰难，后勤补给不继。而我军熟悉当地环境，可以隐蔽移动，进退自如。我军依托有利地形，对日军展开局部战役，采取逐层消耗再歼灭的方式，争取战场的主动权。
日军用于进攻鄂南的是第33师团。对于这个师团的使用，冈村宁次顾虑重重。该师团1939年2月在日本仙台编成，本来是作为警备部队的三单位制师团，4月初才到达汉口加入第11军作战序列。由于33师团刚刚编入11军战斗序列，未参加过实战，其战斗力究竟如何，冈村宁次自己也没底。同时他对这个师团的师团长甘粕重太郎的指挥水平也心存疑虑。甘粕重太郎是陆军大学第29期的毕业生，虽然担任过第11师团参谋长、步兵第15联队长、步兵第9旅团长等军职，但因长期在军事院校里从事教育工作，其指挥能力尚未经过实战的检验。因此，冈村惟恐重蹈去年在南浔线投人新建的第106师团而遭惨败的覆辙，考虑再三后，决定把33师团放在中路，以便可以及时得到两翼策应。
此时第20军正担负通城、通山以南的守备任务，其防区正是日军第33师团的主要进攻目标。
9月22日，日军第33师团先头部队在通城东南地区发起猛攻，第134师在师长杨干才的指挥下奋起反击，在南楼岭至苦竹岭一线成功挡住日军。24日，日寇后续部队抵达，并攻占桃树港，迫使第134师401团退守金凤山至福石岭一线。26日福石岭又告失守。
为扭转局面，第134师师长杨干才命预备队第402团投入作战。402团长向文彬率部在白沙岭阻击日军两昼夜，并在击毙的一名日寇军官身上缴获作战地图和作战计划一份，发现驻武汉的冈村宁次中支派遣军(代号为吕集团军)投下的地图，图上标出这次进攻指定日军33师团由北向南，从南楼岭攻白沙岭，再攻龙门镇后转向长沙进攻，企图以这支部队迂回从侧背包围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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