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于1941年8月发动太平洋大战前，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公开叫嚷：“东亚安危帝国存亡，在此一战”。1941年12月，日寇偷袭了美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日寇第23军又向南中国海及香港进攻，以实现其南进政策的狂妄野心。
当时驻扎在武汉的日黑色第11军经过侦查发现，长沙的军队有调集前往支援广东的迹象，于是，司令官阿南惟畿顿时有了想法：何不趁此机会攻打长沙，攻下来自然是大功一件，就算攻不下来，也能牵制住守军，减轻香港方面的进攻压力。因此，在刚刚结束了九月初发动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后，又紧接着于十二月下旬，第三次长沙会战就在阿南惟畿的这种想法下发动了，可是他不会想到，这是他做过的最错误的决定。
这次会战，阿南惟几调集了四个师团、两个旅团、三个支队以及航空兵一部共约12万人向长沙发动进攻，以达到其策应对香港作战的目的。我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则集中了30个师约30余万兵力进行阻击防守。
为总结第二次长沙会战惨败的原因，1941年10月中下旬当局在衡山召开了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在会议上，蒋针对日寇在相持阶段的特点，制定了一套“磁铁战”方针，所谓的“磁铁战”就是要像磁铁一样紧紧吸住日军，使得日军主力进退不得，给其他部队争取机会，然后再集合优势兵力围歼敌人。
蒋的这一套“磁铁战”方针，很快被薛岳借鉴，薛岳在考察了湘北地区的地形特点和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后，设计出了一套诱敌深入再围歼的战法，取名为——天炉战法。
什么是“天炉战法”呢？按照薛岳的原话是：“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型作战地，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阵地使用优越之兵力，实行反击与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致胜新方略，入炉熔铁，如火炼丹，故名。”通俗来说，就是且打且退，将敌人引入包围圈，在这一路上对敌人骚扰攻击，消耗其有生力量，在最后以优势兵力包围敌人，予以歼灭。
薛岳认为，日寇的战术就是凭着速度和装备上的优势，对我军的防守要点集中进攻，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进攻任务，模仿的是德军的“闪击战”。而这套战法源自其与日军多次交战的经验，就是为了克制日军的战法。一共分两步：
第一步：在正面战斗中一边抵抗一边后退，诱使敌人进入我军包围圈，而我军则向敌军两侧移动。
第二步：抵抗军队退到最后阵地时，死守阵地拖延敌人，两翼的部队开始向敌人靠拢，并切断其补给线，以困死敌人。
根据天炉战法的部署，薛岳在湘北设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新墙河，守卫部队是第20军和58军；第二道防线是汨罗江，守卫部队是第37军和第99军；第三道防线是捞刀河和浏阳河，由第10军负责守卫长沙及其外围阵地。
从各军部署与配置情况来看，薛岳布置的天炉战法，层层递进、相互配合，纵深配备，以巩固长沙外围阵地为核心，将日军牢牢吸引在长沙周围，再以炽盛火力及递袭，逐次消耗日军而求得时间宽裕，待敌精疲力竭时，所属各部在外围布置完毕，形成四面合围，然后群起而攻之。
当时20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当时驻防在平江水口岭，所属第133师驻关王桥，第134师驻唐家坳。会战开始后，20军接到的命令是在新墙河以南、汨罗江以北阻击日军三天，掩护长沙地区的主力部队完成防御部署。军长杨汉玉接受任务后即命第133师在以泊罗江北、新墙河以南地区（纵深约四十华里），沿铁路之黄沙街、龙凤桥、下高桥等地构筑工事据守，第134师在青泉峰、影珠山、古华山等地占领阵地，对日军进行阻击。
134师以向文彬402团占领关王桥即设阵地；133师以景嘉谟399团担任鹿角至龙凤桥任务；徐昭鉴398团担任龙凤桥至新墙河下高桥防务。该团当以第三营向有余、第一营彭泽生沿新墙河警戒，二营王超奎为团预备队。
在敌发动进攻前两天，398团徐昭鉴团长令王超奎的二营：“以排为单位占领九个排据点，自开战时起死守三天。完成任务后到关王桥集合。”
王超奎与副营长杨曦臣研究后，以何滕文第四连专守下高桥连据点，以余星星第六连专守谢子其连据点。第五连及营直属部队守新墙河相公岑据点。399团王化南的第三连守黄河街连据点。整个师正面只用四个连防守，其余部队全部撤至关王桥一线。
鬼子突破新墙河防线后，即以主力向南突击，企图拔除泊罗江以北据点，扫清它南下长沙的障碍。当日寇向各据点进攻时，各据点都各自为战，坚持抵抗。激战两天一夜，敌竟用燃烧弹摧毁据点的鹿柴障碍，士兵被燃烧弹烧伤及负伤者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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