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1年伊始，随着免役法实施细则的颁布并在开封府周边各县开始试行，反对派随即就开始公开或是在暗地里展开了反扑，说好听点也可以说是抗争。
先说明面上的抗争和对抗。
在这件事上面，保守派的众位大佬可谓是倾巢而出，无论是被外放地方的富弼、韩琦和司马光还是身在京师的文彦博和苏轼，这些人都在为阻止免役法接下来将在全国的推行而不遗余力地摇旗呐喊甚至于是以身抗法。
在外放的这些人里面，此时身在亳州的前宰相富弼的做法最爷们儿，他直接下令让下辖各个州县的官员拒绝执行新法的各项规定，其抗拒之激烈甚至达到了敢于当面与朝廷派遣到当地监督新法执行情况的特派员进行公开叫板的程度。在这之前，范仲淹的二公子范纯仁也是这样做的，而富弼虽然贵为三朝老臣且是前宰相，但他这种公然对抗中央的行为显然得不到什么好果子吃。富弼最后终因此举而被赵顼剥夺了使相的头衔并将其调离到汝州为官，并且他手下的一众官员也因为他的所为而被逐一贬官。
在富弼途经南京应天府时，他与应天府的留守、同为保守派大臣的张方平有过一番促膝交谈。在这一次的谈话中，心灰意冷的富弼无不寒心且懊悔地表示自己当初真的是瞎了眼看错了人，他尽管并没有提王安石的名字，但张方平显然知道他在说谁，毕竟大家都知道他富弼以及文彦博当年对王安石这个后生是何等地赞誉有加，而与对王安石毫无好感的苏洵极为投缘的张方平此时却颇为有些得意地说道：“我早就看出王安石不是个什么善类，所以当初我连话都不想跟他多说一句。”
如此看来，张大人可谓慧眼识人的高人矣！
富弼的任性所为导致他彻底地断送了自己的官宦生涯，但他的政治生命仍然活着。作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领袖级人物，他这种人即使没有一官半职，可只要他说句话就能瞬间浮动官场甚至动摇君心。
说完了富弼，我们再来说比他更早退出官场的司马光。
富弼在亳州与新法横眉冷对之时，远在大西北的司马光过得也是水深火热。按理说他这个整日待在唐朝故都长安城里的永兴军知军应该日子过得很潇洒，毕竟这里比起秦州、渭州和延州这等随时处在西夏人兵锋威胁之下的边城已经算得上内郡了，可事实却不然。司马光其实过得是既痛苦又憋屈，原因就在于此时在他头上有一个能够管得住他的大官——当朝首相、陕西河东两路安抚使韩绛，而且他下面的官还总跟他唱反调，他突然发现自己作为保守派的旗帜性人物好像掉进了新法派的狼窝里。
司马光初到长安之时正逢陕西宣抚司衙门奏请增修长安的城防，然后韩绛又奏请增加长安的守备力量，但这些都被司马光认为是在没事找事，他也跟着上奏请求赵顼不要同意宣抚司衙门的奏请，而他的理由则是长安城又不是什么边关重镇，西夏人根本打不过来，所以用不着增兵更用不着增修什么城墙，而且城内的粮食本来就不充裕，韩绛这时候又是派兵又是派遣施工队过来修城防简直就是在抢食吃。这个理由估计赵顼看了都会暗自发笑，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司马光的奏请被否决。
在韩绛面前吃了败仗的司马光当然不肯认输，他随即又上奏说其境内因为有灾荒，所以他希望能够在其辖境内暂时性地革除青苗法。他也不等朝廷的回复，而是直接下令所辖州县不要听从主管新法施行事务的司农寺官员的命令，但朝廷这一次直接给当地的提举司衙门下了命令：不要听司马光的，一切按照青苗法的规定来办事，你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听从司农寺官员的安排。
有了朝廷方面明文撑腰的陕西宣抚司衙门不久之后正式下令各路兵马分别进入长安、河中府和邠州，而且三地的城防设施也要尽快开始增修，司马光由此而大怒，他拒不领命。为此，司马光再又给朝廷上疏直接摆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宣抚司令，臣皆未敢从，若乏军兴，臣坐之！
司马光这意思就是他宁可被罢职也不会执行韩绛的命令。试问，一个地方官员竟然敢于在当朝宰相甚至是首相的面前说他坚决不会执行朝廷的政令，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后果又会是什么？可是，司马光就是这么的“大义凛然”，而且还引以为荣。当然，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杀头显然是不可能的，身为大宋朝的文官，他顶多会被调离到别的地方去，而他也为自己提前想好了去处，那就是去西京洛阳府，而且他连自己的官职都给自己选好了——判西京留司御史台。
奏疏呈上，但司马光迟迟没有等到朝廷的回复，他由此而断定这可能是他曾经的那位好朋友王安石在有意搞他，他索性又给赵顼上了一份奏疏并且在奏疏里对王安石一顿猛烈地狂轰滥炸。
请注意，当代的某些所谓的文学研究者和文青经常说什么司马光为人光明磊落且道德高尚，说他这一辈子都没有对王安石口出恶言，说司马光虽然和王安石政见不同但却从来都是以君子之道相待，并且还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但是，如果这些人能够知道司马光这会儿写的这份奏疏的内容定会感觉小脸火辣辣的一阵巨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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