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日，唐玄宗从长安出发前往洛阳。
路过崤谷（今河南省渑池县西南山谷）时，道路年久失修，唐玄宗打算把河南尹和知顿官免职。
宋璟劝阻道：“陛下正要巡幸各地，如今降罪二人，臣担心各地官员都会纷纷整修道路，百姓就要深受其苦了。”
唐玄宗听了，连忙下令放了二人。宋璟又说：“陛下降罪二人，因臣言又放了他们，这是臣在替陛下接受他们的感恩。请求陛下下令将二人送到朝堂等待审讯，然后陛下再予以赦免。”唐玄宗同意了。
贞小兕算是见识到了——崤谷事件是体现宋璟政治智慧和深谋远虑的又一个范例。
宋璟劝阻的核心逻辑，是预见了皇帝一时之怒可能引发的系统性后果。他洞察到，惩罚这两个官员，会向整个官僚系统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皇帝极度在意道路状况。这将导致各地官员为了自保和邀功，不惜民力地过度整修道路，产生巨大的“激励扭曲”（Perverse Incentive），最终苦害百姓。这是一种典型的、高瞻远瞩的系统性思维。
宋璟的第二段话更是精妙绝伦。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皇帝因他的劝谏而直接放人，那么这两个官员的感激对象会是他宋璟，而不是皇帝。这会在无形中形成一种基于个人恩情的权力关系，削弱了皇权的绝对性和法律的权威性。他请求将二人交付法司，走正常程序后再由皇帝赦免，这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权力归因”的矫正：
将“惩罚”的源头归于制度（法司审讯）。
将“宽恕”的源头明确归于皇帝。
他自己则退居到一个“依法进言”的臣子位置。
这个过程完美地维护了法律的程序正义和皇帝的终极权威，同时避免了个人揽功的嫌疑。这体现了宋璟对权力运行规则的深刻理解和高超的“政治洁癖”。
车驾暂停整顿之时，小兕作为随行人员，恰好近距离目睹了这一幕。她内心深受震撼。
“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的完美实践！”小兕几乎要为之喝彩，“宋公此举，不仅是体恤民力，更深谙组织行为学的精髓。在任何一个体系中，如果下属将所受的恩惠归因于其直接上级的个人干预，而非体系本身的规则或最高领导者的仁德，就容易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滋生小团体主义。宋璟强制将这个过程‘程序化’、‘透明化’，确保所有的感恩和权威都最终指向皇帝本人。这强化了‘皇权-法律’体系的权威，而非他个人的影响力。这是一种极其高级的忠诚，也是一种维护组织健康的必要手段。”
她对比姚崇和宋璟的风格：“姚崇善于利用规则解决问题，甚至灵活变通；而宋璟则致力于建设和维护规则本身，确保权力的运行在规则的轨道内。一个‘用术’，一个‘明法’。难怪史书评价‘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
二月三日，唐玄宗来到了洛阳。
抵达洛阳，对于整个帝国行政体系而言是一次大规模的压力测试和实战演练。
随行的庞大官员、军队、后宫，以及随之而来的文书、物资调动，考验着整个国家的后勤与行政效率。这也为唐玄宗提供了一个跳出长安固有利益格局，近距离观察东方州府情况，并重新调配政治资源的机会。
贞晓兕发现，宋璟与姚崇一样，也是在位四年。在这四年里，宋璟在整顿吏治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促使唐玄宗疏远功臣——组织更新与“沉没成本”陷阱
唐玄宗与太常卿姜皎是老友。《定命录》上有一段记载了唐玄宗与姜皎相识的故事：
... （此段关于姜皎与唐玄宗结识的故事原文完全保留）
宋璟对唐玄宗说，姜皎兄弟的权势太大，这不是保全他们的好办法。唐玄宗也表示同意。开元五年七月，唐玄宗下诏改任姜晦为宗正卿，并称：
“西汉高祖的诸位开国功臣，因为手握大权而不能保全；东汉光武帝的诸位开国功臣，却因为远离权势，生活悠闲，得享荣华富贵。应该将姜皎放归田园，散官、勋官、封爵照旧。”
宋璟建议唐玄宗摒弃姜皎，与姚崇建议唐玄宗摒弃刘幽求等功臣是一脉相承的。功臣、故旧往往自恃功劳，容易张扬跋扈，他们又没有多少治国理政的本领，重用他们弊大于利。
贞晓兕发现，处理功臣问题，是历代开国或政变后新君面临的共同难题。从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角度看：
“沉没成本”陷阱（Sunk Cost Fallacy）：君主往往因为与功臣有共患难的经历（巨大的情感和历史投入），而难以理性地割舍，即使他们已不再适合新的岗位。这是一种典型的“沉没成本”心理陷阱。
“群体思维”（Groupthink）与信息茧房：功臣集团容易形成封闭的小圈子，排斥异己，导致皇帝听到的信息单一化，形成“信息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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