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说完不到两个小时，省委办公厅值班室接连收到十三批材料。
十一个地市，四十七个县区，联名超过八百人。
反映内容全部指向招投标新规。
有人说企业经营受阻，有人说基层干部压力过大，还有人把几起普通劳资纠纷也算在改革头上。
晚上九点，材料送进省委核心层。
刘宏明翻了十几页，从中间抽出两份。
两地相隔几百公里，反映的问题不同，第三段第二句的措辞一字不差。
他没有点破。
“转省政府，同时让督查室抽查。”
秘书等了几秒，没有等到下一句。
“不定性？”
“不定性。”
刘宏明把文件合上，放回桌角。
第二天上午，省委专题碰头会。
十一名干部发言，六人主张暂停新规，两人建议缩小试点。
支持继续推进的，三个人。
陈建明第一个开口。
“改革方向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推进方式。全省同步铺开，地方没有准备，企业没有适应期。材料都送到省委了，再说没有风险，恐怕站不住。”
另一名干部跟上。
“有些基层干部已经不敢接企业电话了，怕说错一句被认定为干预招标。我建议暂停一个季度，先把争议处理完。”
祁同伟翻着会议材料，没有抬头。
十一个人发完言，六个人的目光转向他——不是在等他的意见，是在等他松口。
刘宏明的声音不带任何倾向。
“同伟同志，大家都在谈风险，你怎么看？”
祁同伟合上文件夹。
“有风险，核实风险。有问题，解决问题。”
“但不能因为材料多，就默认每份材料都是真实情况。”
陈建明接过来：“你的意思是基层反映不可信？”
“我没有这么说。”
祁同伟看向他，语速没变。
“省委作判断，看事实，看数据。不是谁声音大，谁就代表全省。”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没有人接话。
一个半小时后散会，没有形成正式决定，但倾向已经清楚。
先稳，再改。
当天下午，赵立春在省政府专题会上公开表态。
“改革目标不能变，推进节奏可以调整。历史形成的经营圈层，不可能靠一份文件完成纠偏。要给企业留出整改时间，给地方留出消化空间。当前阶段，稳定放在前面。”
这番话传出去，各地市的反应比文件还快。
原定三天后召开的新规对接会，五个地市申请延期，两名市长改派副秘书长参加，一地只交了书面材料。
过去每天打进专班的电话少了一大半。
前几天还主动请示工作的干部，现在连例行汇报都改成了传真。
周清远拿着会议名单进门。
“原定四十七人到会，确认参加的十九人。其中六个提出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合影。”
祁同伟问：“材料交了没有？”
“都交了。”
“那就开会。”
周清远站在原地没动。
“人少成这样，外面会说新规没人支持。”
祁同伟把名单放回桌上，拿起了下一份文件。
“开会是解决问题。不是点人头。”
周清远张了张嘴，把后半句咽了回去。
与此同时，老干部圈层开始密集发声。
几篇内部文章在群里转发，标题各不相同，落点只有一个——祁同伟不懂基层，不懂稳定，拿企业开刀只为个人晋升。
还有人写得更直白：新任副省长急于出成绩，把全省营商环境当成政绩筹码。
专班会议室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沉。
周书语把三十二页回应材料摊在桌上。
“这些指控全部能反驳。企业材料上传量在增长，欠薪投诉在下降，我们只要把数据公布出去——”
一名处长跟着开口：“不能一直不说话，外面已经把沉默当成心虚了。再不回应，假的也被他们坐实。”
周清远也劝了一句：“哪怕只开一场情况说明会，也能稳住基层。”
祁同伟拿起那份回应稿，翻了几页。
写得很细，每一项指责后面都有政策依据和数据。
他把稿子合上，放回去。
“这份不发。”
周书语的手按在桌面上。
“为什么？”
“解释不完。”
祁同伟看着在场的人。
“今天解释企业数量，明天他们追问地区分布。后天解释地区分布，还会换个问题。我们跟着他们的口径走，工作就不用干了。”
那名处长问：“任由外面抹黑？”
“不是任由。”
祁同伟靠回椅背，声音没有抬高。
“从现在开始，专班成员不通过个人渠道回应舆情，不接受临时采访，不在私人群里讨论政策争议。所有窗口照常办事，所有项目照常审核，投诉当天登记。”
“谁情绪化发声，谁退出专班。”
会议室没人再劝。
周书语盯着那份被放回去的稿子，嘴唇动了一下，最终什么都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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