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告诉我，矿务局即将发布的剥离改制工作实施细则，对受让者的资格有严格限制，要求必须有煤炭行业从业经验，有相关实体企业为依托，有保证使受让企业继续运营的能力，并不完全是外界传闻的“价高者得”。价格固然是最主要的因素，但并不是唯一标准，还是要参考领导小组成员的打分，决定最终的受让者。
我问老马，为什么还没公布的文件内容，你却了解得这么详细？
老马回答说，虽然局长书记才是剥离改制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但这项工作实际是由刘副局长一手操作的，为了保证劳司煤矿这双靴子能平安落地，刘副局长制定政策时，会征求我的意见，让政策能尽量对我有利点。
老马这么一说，我才彻底搞明白，为什么他和刘副局长都认为，林子龙是他们心目中最合适的“白手套”。
此次改制剥离的小煤矿，性质上都是集体企业，至少也披着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外衣。
所谓的改制，就是改变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总不能换汤不换药，再把这十几个煤矿转让给集体性质的企业吧。更不可能逆潮流而为，开历史倒车，把这些既没有规模，也没什么经济效益的小企业收归国有吧。
结果只可能有一种，受让者要么是个人，要么是民营企业。
古城县的煤炭产业虽然很发达，小煤窑数量众多，但大多处于散兵游勇状态，年产量超过五万吨的屈指可数，形成规模效应，有一定实力的，除过北部片区以红旗煤矿为核心的梁氏兄弟外，也只剩下中西部片区名下有三个小煤窑邢清明。
梁氏兄弟和邢清明都准备参与此次竞标，不可能为老马所用。
老马当然可以目光向外，从古城之外找能替自己出手的人，但外地符合竞标条件，值得放心的能用之人，短时间内到哪儿找啊。
在这种情况下，手里有两个煤矿一个洗煤厂的林子龙，自然而然成了老马的首选之人。
老马自认为和我的关系不错，除了有工作上的合作外，还曾经联手打过擦边球，这种交情可不一般，双方肯定有信任基础。
何况我还是矿务局的在职干部，比较好沟通，也便于控制，所以深得刘副局长和老马的青睐，所以在已经被拒绝了两次的情况下，老马还是不放弃，坚持要借用我的名义。
我感觉这件事不是不能做，关键是其中有没有风险，会不会对自身带来不良影响，自己又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利益，有没有替老马出手的必要，值不值得去做。
尽管老马把劳司煤司煤矿不能落入他人之手的原因，说得足够清楚，但我认为他提供的信息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对最关键的问题一个字都没提，尚不能让我判断风险程度有多大，不足以说服我做出出让自己名号的决定。
我问老马，如果我答应，具体需要我做些什么，竞拍资金从哪来？竞标成功后，劳司煤矿的产权归谁所有，由谁来管理经营，会不会给我带来麻烦？
老马说，只要把山梁矿、宝龙矿和洗煤厂的营业执照，还有我的身份证交给他，然后再写份“全权委托书”就行，他会安排人出面参与竞拍。我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就可以坐享改制后的劳司煤矿的股权。
对于劳司煤矿后续的产权归属问题，老马吞吞吐吐不愿透露，只是说，竞拍需要的资金有人解决，以后的矿长肯定还是自己，让我别担心。
我对老马说，不管是你还是其他任何人，如果用我的名义受让劳司煤矿，相关的法律责任肯定得由我承担。如果你们不能按时支付转让款，或者劳司煤矿后续在安全生产、债务、资金方面出现问题，监管部门、债主以至于法院，第一个要找的人肯定是我林子龙。
我说，这件事不可控因素太多，你老马是个傀儡，肯定做不了主。如果事先不把情况了解清楚，看看有没有隐藏的坑，我不可能掺和这件事，不会因为贪图一点点股份，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搭上。
我的说法合情合理，要求也不算过分，老马扭捏了两分钟，最终不得不把一部分真实情况告诉了我。
老马说，因为每年都存在大量非生产性支出，历年累积下来，向矿务局的借款己达千万之巨，从账面上看，劳司煤矿确实已经资不抵债，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繁荣，矿务局每年都会以内部调剂的名义，把一些生产设备和材料，以报废物资的价格，或者干脆就是免费，调拨给劳司煤矿。
这些设备材料没有花钱，没有采购和出入库记录，所以在劳司煤矿财务并没有入账，也不用计提固定资产折旧，这部分资产的价值有三四百万，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劳司煤矿的净资产其实是正数。
账外资产数额不大，还不是劳司煤矿的真正价值所在。
老马说，劳司煤矿现在所采的二号煤层，已经开采了十多年，井田范围内，二号煤的可采储量还剩下两百万多万吨，按现在的产量，还能继续生产十年左右，这是向外界公开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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