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儒家手中的舆论话语权，不过是皇权旁逸的一小部分。
只要朝廷行得正、坐得端，儒家纵有不甘，也根本无力与皇权真正抗衡。
夏原吉的想法再明确不过，只要皇帝持身以正、治国有道，凡事皆以国计民生为重，颁布的政令尽是利国利民之举，那么任凭舆论场上的污蔑与煽动声浪再大，也伤不到皇权分毫。
因而，他觉得陈兄弟的论断太过夸张。
更何况，他自幼研习儒学，若儒学真是降龙学，他怎么会一无所知？
陈羽点了点头，并没有否认夏原吉的这番言论，轻笑着说道：
“老夏说得没错，若儒家仅仅依靠儒学典籍，哪怕掌控了舆论话语权，也确实担不起降龙学的名头。但若是再加上儒家奉为圭臬的‘天人感应学说’呢？”
天人感应四字一出，朱棣与夏原吉皆是心头一动。
这学说他们再熟悉不过，本就是儒学体系里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朝堂议事、灾异应对时，更是时常被提及。
陈羽见状，缓缓道来：
“这‘天人感应’的理念并非凭空出现，其萌芽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的‘天命观’。那时人们认为君王的统治受命于天，若君王失德，上天便会降下警示。到了春秋时期，这一理念开始融入儒学脉络。”
“《尚书?洪范》中早有‘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的记载，大意是说，雨、晴、暖、寒、风五种自然现象的顺逆变化，皆与人事休咎相关，若出现极端异常，便是灾祸的征兆，这便是天人感应思想的早期雏形。”
“至于圣人孔子，虽未直接提出‘天人感应’的概念，却十分重视‘天命’与‘人事’的关联。《论语?季氏》中记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将‘天命’置于首位；
《春秋》一书更是通过记载日食、地震等灾异现象，暗含对君王行事的褒贬，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事的回应，这为后世天人感应学说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而在天人感应的逻辑里，天子、百姓、上苍构成了一个闭环：上苍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将天命赋予天子，使其拥有统治百姓的合法性；
天子需以仁德治理天下、庇护百姓，以此对上苍负责；若天子失德、政令苛暴，百姓受苦，上苍便会降下灾异，如旱灾、水灾、地震、彗星出现等，作为警示；
若天子仍不知悔改，上苍便会收回天命，默许王朝更替。”
陈羽这番话讲得条理分明，通俗易懂，朱棣与夏原吉听得十分专注。
他们虽熟稔汉朝董仲舒完善后的天人感应学说，却对其萌芽与起源的脉络不甚清晰，此刻听来只觉豁然开朗。
陈羽继续说道：
“当然，‘天人感应’的理念并非儒家独有。《春秋公羊传》中对灾异的解读更为直接。
如鲁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公羊传》便释为‘大雨者何？雨之甚者也。震者何？雷也。电者何？霆也。何以书？记异也’，将异常天象明确视为‘异兆’，与人事相勾连。”
“墨家的墨子也在《天志》中提出过类似观点：‘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
主张上天有意志，会根据天子的行为予以奖惩，这与‘天罚’的核心逻辑一脉相承。”
“所以，如今大明永乐年间所奉行的天人感应学说，实则是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融合了儒家的天命观、《公羊传》的灾异解读、墨家的天志思想，再杂糅黄老之学的部分理念，最终构建而成的。”
“也正因如此，才有了这套系统化、神话化的大成之作——《天人三策》中所阐释的天人感应体系。”
话落，朱棣与夏原吉双眸中满是惊愕。
他们万万没想到，如今儒家子弟必读的天人感应学说，竟然吸纳了其他学派的思想，连墨家的天罚理念都囊括其中。
可他们接触的儒学，皆是成型的学说，对这段融合的历史却一无所知。
或者说，从未有儒家大儒向他们提及过。
但稍一思索便知，那些大儒定然知晓内情，只是刻意隐瞒了。
陈羽仿佛看穿了他们的心思，接着说道：
“儒家的大儒们为了保证学说的神秘性与传承的唯一性，早已将这融合杂糅的过程抹去，把天人感应的全部功劳都划归到孔子名下。”
“至于墨子的天志、《公羊传》的解读，在后世儒家子弟的教材与讲授中，渐渐被刻意淡化、直至彻底消失。世人只知‘儒家有天人感应’，却不知其源头本是百家思想的集合。”
朱棣与夏原吉闻言，顿时了然。
在汉朝百家余脉尚存的时代，这种取他人之长、归己之名的手段，本就是学术争鸣、抬高自身地位的常用方式。
陈羽伸出两根手指，神色淡然：
“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里，有两个核心支柱。第一个核心是‘君权神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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