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人进来时，戚继光正对着墙上那幅蓟州边防图发呆。
“老爷，”
王夫人声音很轻，
“车马备好了。明日辰时出发。”
戚继光嗯了一声，没回头。
王夫人走到他身边，也看着那幅图。
图上密密麻麻标注着敌台、烽燧、营堡，每处都有小字注明修建年月、驻军人数、物资储备。
这是戚继光十几年的心血。
“这些图，”王夫人问。
“留下。”戚继光说，
“带不走，也没必要带。该记得的，都在脑子里了。”
他说得平淡，但张卫国看见他垂在身侧的手，手指微微蜷缩着。
那天晚上，戚继光让张卫国陪他喝了一次酒。
酒是蓟州本地产的烧刀子，烈得很。两人就在书房里，对着烛火，一杯接一杯。
戚继光话很少，只是喝酒。张卫国也不说话，默默陪着。
喝到第三壶时，戚继光忽然开口：
“张卫国，你跟我多少年了？”
“十一年了，大人。”
虽然张卫国的意识只是出现在一些重要的事件中，不过几天而已，但这具身体实打实的十几年了。
“十一年，”戚继光眯起眼，像是在回忆，
“从浙江到蓟州，从剿倭到守边，真快啊。”
他给自己倒满酒，一饮而尽。
“这十一年，我杀了很多人，也救了一些人。”
“修了很多墙，也得罪了很多人，现在回头看看，你说，值吗？”
张卫国握着酒杯，酒液在杯中摇晃。
值吗？
这个问题太大，他答不上来。
“小人觉得，”
他慢慢说，
“大人做的事，对得起天地良心。”
“天地良心。”
戚继光重复这四个字，忽然笑了，笑声里有种说不出的苍凉，
“是啊，对得起天地良心。”
“可天地良心，不顶饭吃，不挡刀枪，更堵不住悠悠众口。”
他放下酒杯，站起身，走到那幅地图前，伸手抚过上面的线条。
“你看这里，古北口，万历三年修的敌台，那年冬天特别冷，冻死了七个工匠。”
“有个老石匠，儿子前一年死在倭寇手里，他把工钱全捐了，说多修一块砖，可能就少死一个兵。”
“我给他立了块碑，就在敌台下面。”
手指移到另一处。
“这里，喜峰口。万历六年鞑子来犯，守台的把总姓陈，才二十五岁，带着五十个人守了三天，等到了援军。后来他少了一条胳膊，我把他调到后勤，去年他病死了。”
戚继光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但张卫国看见，他的眼眶红了。
“这些人都信我，跟着我，把命交给我。”
戚继光转过身，烛光在他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
“可我现在走了，把他们扔在这里。新来的总兵，呵，怕是连他们的名字都记不住。”
张卫国喉咙发紧。
他想说不是你的错，想说你已经尽力了，可这些话在现实面前都苍白无力。
戚继光走回桌边，拿起酒壶，发现已经空了。
他晃了晃，放下。
“算了。”
他说，
“不喝了。明天还要赶路。”
张卫国起身：
“大人早些休息。”
走到门口时，戚继光叫住他：
“张卫国。”
“在。”
“你，”
戚继光顿了顿，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跟我去广东，还是，”
“小人跟大人走。”
张卫国说得毫不犹豫。
戚继光看了他一会儿，点点头：
“好，那你也去休息吧。”
张卫国躬身退出。关上门时，他听见里面传来一声极轻的叹息，像秋叶落地的声音。
南下的路，比当年北上时萧索得多。
戚继光的官职未变，排场却大不如前。
随行的亲兵只有几十人，车辆简朴，沿途州县接待也多是敷衍了事。
世态炎凉，在官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王夫人一路上很安静，大部分时间待在马车里。
但每到驿站安顿时，她总会亲自查看戚继光的饮食起居，偶尔和他说几句家常话，语气平缓如常。
张卫国知道，这是她独有的安慰方式，不抱怨，不诉苦，只是如常地陪伴。
张卫国自己的心情也很复杂。
一方面，他为戚继光的遭遇感到不公和愤懑。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穿越者，他又隐隐有种终于走到这一步的宿命感。
他知道，戚继光的人生正在滑向既定的终点，而他，是唯一的旁观者。
抵达广东时已是盛夏。
岭南湿热的气候让北方来的士兵很不适应，病倒了好几个。
戚继光自己似乎也不太好，他咳嗽的老毛病加重了，夜里常常咳醒。
广东总兵衙门设在广州。
公务清闲得令人心慌。
每天处理的都是些琐碎事务，某个卫所的军械需要更换，某处海防需要巡查，某股海盗需要清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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