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娥躺在医疗所的硬板床上，额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渗出的血渍在白纱布上洇出暗红的云团。窗外的风卷着沙粒打在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谁在用指甲轻轻刮擦，听得人心里发紧。
她醒着，眼睛睁得很大，望着糊着报纸的天花板。报纸是去年的《山西日报》，边角已经泛黄发脆，上面印着“农业学大寨”的黑体字，旁边配着一张社员们挥镐刨地的照片。她数着照片里的人，一个，两个，三个……数到第七个时，太阳穴突然突突地跳，像有根针在里面扎。
“渴不渴？”王建国端着个搪瓷缸走进来，缸子上印着的“为人民服务”掉了半拉漆。他把缸子放在床头的小桌上，小心翼翼地扶着田晓娥的肩膀，“稍微起来点，喝点温水。”
田晓娥没动，也没说话，眼神依旧直勾勾的。从昨天被救回来，她就成了这副模样，不哭不闹，也不说话，像个被抽走了魂魄的瓷娃娃。王建国给她喂水，她就张张嘴；给她换药，她也不躲，只是那双眼珠子，半天都不带动一下。
王建国心里发沉。他在县卫校学过精神病学，知道这种沉默往往比哭闹更吓人——人把自己关在了心牢里，不肯出来。他叹了口气，拿起搪瓷缸，用小勺舀了点水，递到她嘴边：“喝点吧，嘴唇都裂了。”
田晓娥的嘴唇动了动，干裂的唇皮像枯树皮一样翘起来。她小口小口地啜着水，喉结轻轻滚动，目光却始终没离开天花板。王建国看着她这副样子，想起了六年前的她。
那时候田晓娥还是个十五岁的姑娘，扎着两条乌黑的长辫子，辫梢用红毛线系着，跑起来一甩一甩的，像两只快活的小鸟。她是平安村小学里最出挑的学生，不光字写得娟秀，算术也做得快，老师总说：“晓娥这闺女，是块读书的料，将来能走出大山。”
王建国那时刚从卫校毕业回村，在医疗所当学徒。有时去学校给学生们打预防针，总能看到田晓娥坐在教室最前排，脊背挺得笔直，手里的铅笔在作业本上飞快地移动。阳光透过破旧的窗棂落在她脸上，能看到细细的绒毛，像撒了层金粉。
有一次他给她打针，针头刚碰到胳膊，她就“嘶”地吸了口冷气，却死死咬着嘴唇没吭声。王建国忍不住笑：“疼就说出来，不用忍着。”
她抬起头看他，眼睛亮得像山涧的泉水，带着点倔强：“不疼，老师说，革命者不怕疼。”
王建国被她逗笑了，那时的田晓娥，眼里有光，心里有火，不像现在，只剩下一片死寂的灰烬。
这团灰烬是怎么烧起来的？得从田晓强的婚事说起。
田晓强比田晓娥大三岁，是平安村少有的高中生。他不像村里其他后生那样只知道埋头种地，手里总捧着本书，说话也文绉绉的，村里人都说他“书生气”。可这书生气没能让他逃脱山里的规矩——到了年纪，就得娶妻生子，传宗接代。
他跟邻村的张桂香好上，是在两年前的公社集会上。张桂香在供销社当售货员，梳着齐耳短发，穿着的确良衬衫，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俏姑娘。两人一眼就看上了对方，偷偷在集后的槐树下见了几面，手都没敢牵，心却早就系在了一起。
今年开春，田老实托了三姑六婆去张家提亲，本以为是水到渠成的事，没成想张家却提了个刁钻的条件。张桂香的哥哥张建军，前几年在采石场炸石头伤了腿，落下个跛脚的毛病，脾气也变得暴躁，娶了两个媳妇都被他打跑了，成了张家的一块心病。
张家老太太坐在炕头上，吧嗒着旱烟袋，对媒人说：“想娶我家桂香也行，让他家晓娥嫁给我家建军，亲上加亲，多好。”
这话传到田家，田老实当即就掀了桌子：“他们张家想啥呢？我闺女长得跟仙女似的，凭啥嫁个瘸子？”
赵桂枝也抹着眼泪：“这不是糟践人吗？晓娥要是嫁过去，还不得被打死？”
可田晓强认死理，非张桂香不娶。他跪在父母面前，磕得头都红了：“爹，妈，就让我娶桂香吧，晓娥那边，我去说，我给她磕头赔罪！”
田晓娥第一次知道这事，是在一个傍晚。她刚从地里摘棉花回来，满身的汗味，田晓强堵在院门口，眼神躲闪，不敢看她。
“哥，啥事？”田晓娥放下沉甸甸的棉筐，胳膊酸得抬不起来。
田晓强搓着手，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晓娥，哥求你个事……”
当“换亲”两个字从田晓强嘴里说出来时，田晓娥觉得天旋地转。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着眼前这个从小护着她的哥哥，像是第一次认识他。
“哥，你说啥？”她的声音发飘，“你让我嫁张建军？那个瘸子？那个打跑两个媳妇的张建军？”
“晓娥，我知道委屈你了，”田晓强的声音带着哭腔，“可我跟桂香是真心相爱的，你就当可怜可怜哥，行不行？张家说了，只要你肯嫁，彩礼啥的都好说，还能给咱家换台缝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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