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地区被官军左良玉打败，受了伤，于是带领队伍转移到湖广麻城、蕲州一带，与闯塌天刘国能的部队会合。
十二月，明朝总理熊文灿派曾经加入过农民军的秀才卢鼎，进入张献忠、刘国能的军营进行招降。
张献忠表示愿意接受招安，但还在犹豫不定，便带着人马经过安陆，来到承天（现在的湖北钟祥）、襄阳地区。
十二月二十八日和第二年正月初八日，明朝太监刘元斌两次向朝廷报告说张献忠愿意接受招抚。
正月初九日，张献忠率领部队进驻湖广谷城，把闯塌天部下的士兵赶走，并贴出告示说：本营的志向是平定乱世，已经赶走刘国能。
现在想要放下武器归顺朝廷，并且不会伤害百姓”等等。
同时，召集当地的乡绅和年高有德的人，让他们出具保证书，请求明朝廷同意招安。
张献忠知道熊文灿贪图钱财，就派孙可望拿了两块一尺多长的碧玉和两颗直径一寸的珍珠，送给熊文灿。
熊文灿非常高兴，向朝廷建议招抚张献忠，并派张大经监督他的军队。
“云南将领许名臣拿着公文去招抚，他陈述贼寇请求招安的话，不说‘解散队伍回家务农’，而是说‘愿意带领七千骑兵、三千步兵，共计一万多人，通过剿贼来为自己赎罪’。”
熊文灿自以为得计，“发文调集他的四千兵力”，张献忠却以刚刚接受招安，“安顿聚集的事务还没有完成”为借口，拒绝听从调遣出兵。
兵部尚书杨嗣昌担心张献忠不是真心投降，搞不好会留下祸患，主张让张献忠先袭击并杀掉闯将李自成和老回回马守应，才允许招安，否则就趁这个机会“整顿军队进行剿杀”。
朱由检听了太监刘元斌和总理熊文灿的意见，担心剿灭不了，错过招抚的机会，当面驳斥杨嗣昌说：“哪有人家来投降，就说一味剿杀的道理？”就这样，在朱由检的亲自决策下，决定招抚张献忠的部队。
三月二十五日，明朝郧阳抚治戴东旻呈交了三本招抚张献忠部队的花名册，“其中回乡务农解散的有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人，精锐士兵一万一千名”。
张献忠把营地安扎在谷城外十五里的白沙洲，“建造了几百间房子，买地种麦子，与百姓公平交易”；
并且在谷城的每个城门各派几十名士兵，表面上说是“防备其他盗贼进出”，实际上是在监视明朝政府地方官员的行动。
这时，明朝廷内部对于招抚张献忠这件事议论纷纷。
杨嗣昌主张朝廷颁布诏书“赦免罪行”之后，调张献忠的部队到熊文灿的军队前“杀敌立功，酌情给予加官衔并颁发委任状”。
兵科给事中姚思孝也上奏说：“招抚贼寇这件事，很难让人完全相信。这个张献忠在谷城县有几万人，又造房子又种田，还是应该把他们遣散才对。”
朱由检却说道：“造房子种田，这正是招抚的好处，又要把他们遣散到哪里去呢？”他一心想要维持招抚的局面，从话语中就能明显看出来。
张献忠在谷城接受明朝廷的招抚，固然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也不能否认，他当时在思想上确实有动摇的一面。
在接受招抚的半年多以前，张献忠在湖广上津县元真观避暑时，修缮了关帝庙，重新塑造了关羽的神像，还撰写了一篇记文刻在石碑上。
其中说：“焚烧杀戮百姓不是我本心愿意做的，实在是天意逼迫。也知道大家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开州开县，都有法律规范，无奈天意如此，实在由不得我。就像黄巢的往事，劫数似乎也是不由自主就发生了。”
这篇碑文表明，张献忠在思想上仍然受到封建礼法的束缚，他把自己参加农民起义说成是天意所迫，并非出自他的本意。
这种思想状况，和他接受明朝政府的招降，很难说没有关系。
从当时整个农民起义的形势来看，张献忠接受招抚，对其他一些起义首领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尽管他的受抚和刘国能、李万庆等叛徒在本质上不一样，既没有改编军队，也没有放下武器，但他在各支起义军中，毕竟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带领部队接受招抚，客观上助长了农民军中投降受抚的不良风气。
在张献忠接受招抚之前，崇祯十一年正月，闯塌天刘国能在随州投降了明朝政府。
刘国能原本是个秀才，参加起义后，曾为农民革命事业做出过一些贡献，成为起义前期的着名首领之一。
但是，浓厚的封建忠孝节义思想，像无形的绳索一样束缚着他，使得他在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最终倒向了统治者一方。
据说他投降是奉了母亲的命令，投降时叩头说：“我这愚昧的百姓陷入不义，承蒙大人洗刷罪名得以重生，愿意把我的全部人马登记造册交给幕府，我自己投身到您的部下，竭尽全力效命。”
表示甘心充当明朝政府镇压农民的先锋。他的部下十四哨共有五六万人，“大多散去归附了老回回、革里眼”，跟着他投降的只有五千人，这说明他的这种做法很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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