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廖沙·伊万诺维奇·斯米尔诺夫（我们都叫他“阿廖沙·烟鬼”，因为他一天要抽四十根“普里马”）在彼得罗夫卡大街 38 号楼下徘徊。那是 2025 年 7 月 27 日，夜里十一点零七分，噩罗海城的夏夜却冷得像十一月。赫鲁晓夫楼的灰色水泥墙渗出潮气，像一只长满老年斑的巨兽在缓慢呼吸。
阿廖沙口袋里只剩七十三卢布，还不够买一包被税翻到五倍价格的“万宝路”。可他知道，只要沿着楼与楼之间那条被称作“鬼缝”的窄巷走到尽头，就会看见一盏永远闪烁的红色灯泡，灯下坐着一个穿苏军旧棉袄的老太婆柳博芙·季莫菲耶夫娜，人称“烟魂婆婆”。她卖的不是烟，是“烟的幻觉”：一根能抽出 1943 年斯大林格勒焦土气味的香烟，或是一根能把人带回 1991 年 8 月白宫门前坦克履带声里的香烟。代价不是钱，而是买烟者“最珍贵却最不愿承认的记忆”。
阿廖沙需要忘记或者说，需要被允许暂时忘记三天前在特维尔大街“曙光”烟店里被宰的那一幕：店主瓦西里·阿尔希波维奇看到他手腕上那块中国产的塑料表，立刻把一包“彼得一世”从一百五十卢布改口到四百五十卢布。阿廖沙争辩，对方只是耸肩：“外国表，外国价。”随即用俄语里最毒的那句“丹亚苏卡”给他定了性。
于是，阿廖沙用右手拇指抵住自己左胸第二根肋骨童年时母亲常吻的位置向柳博芙·季莫菲耶夫娜递出他“最珍贵却最不愿承认的记忆”：1997 年 12 月 31 日，他七岁那年，父亲在电视机前喝下一整瓶“首都牌”伏特加，在红场钟声敲响第十二下时，用皮带抽了母亲三下，母亲却笑着说：“新年好，亲爱的。”
老太婆把记忆接过去，像接过去一块烧红的炭，扔进脚边的铁桶。铁桶里火焰陡然升高，映出阿廖沙童年的脸。随后她递给他一根烟滤嘴处用红墨水写着“原谅”。阿廖沙点燃，吸第一口，鼻腔里满是雪与血；第二口，他听见母亲遥远的笑声像碎玻璃；第三口，他发现自己正站在 1997 年的厨房里，父亲的手悬在半空，皮带却变成了一条死蛇。
与此同时，在楼外，一辆 1956 年的“胜利牌”轿车缓缓驶过，车窗里探出一张惨白的脸没有瞳孔，只有两个烟洞。那张脸对着阿廖沙喊了一句：“别抽完，留一半给我！”声音像铁铲刮过冻土。
阿廖沙吓得把烟扔在地上。烟头滚进排水沟，发出嘶嘶声。那声音竟渐渐变成俄语字母“Ж”，然后字母立起来，像一把锈刀，朝他脚背砍去。阿廖沙拔腿就跑，却在巷口撞上一个穿旧式苏联少先队服的小男孩阿尔乔姆·谢尔盖耶维奇，1939 年生人，死于 1942 年列宁格勒封锁，如今却保持着八岁的模样，手里攥着一张已经褪色的配给卡。
“叔叔，”小男孩说，“能不能给我一根烟？我要在梦里抽，梦里的烟不会饿。”
阿廖沙低头，发现自己手里多了一整包“原谅”。他抽出一根递过去。阿尔乔姆点燃，烟雾在他头顶聚成一只灰色鸽子，咕咕叫了两声，啄下自己一根羽毛，羽毛落地化成一把钥匙。
“拿着，”男孩说，“去开赫鲁晓夫楼 12 层 48 号公寓的门。门后有你三天前丢在烟店柜台上的尊严。”
钥匙带着锈蚀的呻吟，缓缓插入锁孔，那声响宛如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在生命的尽头艰难地咳出最后一丝气息。门扉开启的刹那，一阵风裹挟着腐败洋葱的气息，如幽灵般扑面而来，那是岁月沉淀的腐朽与辛辣。
客厅之中，一台“红宝石”牌电视机矗立着，仿佛一位沉默的见证者，记录着时代的荒诞。屏幕里，2025年的新闻主播正用那机械而冷漠的声音播报：“‘诚实商人’瓦西里·阿尔希波维奇，因‘价格欺诈及侮辱外国友人’之罪，被处以五百卢布罚款，此金额相当于一包半‘彼得一世’香烟的市价。”这则新闻，如同一个荒诞的笑话，在时间的错位中回响。
电视机前，一个身着浴袍的男人静静地坐着，他的背影如同山峦般沉重，后脑勺上那道如地图边界线般的伤疤，似乎在诉说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他缓缓转过头，阿廖沙的惊呼卡在喉咙里——那竟是他自己，一个更加苍老、疲惫的自己，皱纹里嵌着烟灰，眼睛里漂着卢布符号，仿佛被金钱与欲望腐蚀的灵魂。
“你终于来了，”老阿廖沙的声音沙哑而深沉，“我等了三十年。三十年前，我把尊严当作零钱，找给了瓦西里。现在，它回来了，却变得如此渺小，缩成了一张1991年的公交车票。”
他递过那张车票，票面上“路线：地狱天堂”的字样刺眼而荒诞，票价0.00卢布，背面用铅笔轻轻写着：“请在检票前，确认你仍记得如何哭泣。”这行字，如同一个诅咒，预示着阿廖沙即将踏入的，是一个没有尊严、没有情感的荒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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