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刹国，人们从不轻易说“朋友”这个词。
不是因为吝啬，而是因为这个词太重，重得能压垮脊梁。老一辈人会告诉你：真正的友谊，要么是圣像前共饮一杯苦艾酒的誓言，要么是坟墓里并排躺着的两具白骨。而那些突然出现在你门口、带着微笑和熟稔语气的人？他们多半不是来送温暖的——他们是来收债的。命运的债，孤独的债，或是你前世欠下的、早已遗忘的血债。
马特维·伊万诺维奇知道这些。他从小在普斯科夫长大，那座被涅瓦河支流环绕的边陲小城，冬天漫长得仿佛上帝打了个盹，春天则总是迟到，像一个羞怯又犹豫的情人。他的祖母用桦树枝敲打炉盖时，总说：“孩子，记住，当暮光爬上城墙，任何敲门的‘朋友’都是来吃你骨头的。”她说话时眼睛浑浊，却像能看穿三层现实，直抵第四层——那个连乌鸦都不敢飞过的维度。
马特维不信鬼神，但信沉默。他是个摄影师，专拍废弃工厂、锈蚀管道、坍塌的集体农庄礼堂。他相信废墟比活人更诚实。活人会撒谎，会背叛，会假装深情；而铁锈不会。铁锈只是慢慢吞噬一切，安静、耐心、不可逆转。
那天，他正蹲在普斯科夫废弃纺织厂后那条臭名昭着的臭水沟边。沟里的水呈黑红色，泛着油光，据说二战时这里曾是秘密刑场，后来成了工业废料倾倒点。如今，它只是一道城市伤疤，被野草和乌鸦共同守护。马特维举起那台捡来的日本相机——机身布满划痕，快门声像垂死者的叹息——对准一根断裂的排水管。管口锈迹斑斑，层层叠叠，如同干涸千年的血痂。他按下快门，手指微颤。
不是因为冷。十一月的风虽刺骨，但他早已习惯。颤抖来自更深的地方——某种预感，像蜘蛛网拂过颈后。
然后她出现了。
穿墨绿风衣的女人站在水沟中央，脚踝以下浸在黑红液体里，却像踩着春日溪流般自在。她的头发被风吹起，几缕缠绕在第三颗纽扣上——那颗纽扣缝得歪斜，上面缠着一根细长纤维，看起来像是人类头发，又像是某种活物的触须，在风中轻轻摆动，如同在呼吸。
“你的取景框在发抖。”她说。
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却字字钻进耳道，带着一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韵律，像是教堂钟声混着狼嚎，又像是冰层下河水低语。马特维低头，发现相机确实在抖。金属机身撞碎了水面倒影，也撞碎了他最后一丝理智。
“普斯科夫的水沟不值得浪费胶卷。”她继续说，嘴角微微上扬，露出牙齿——边缘泛着珍珠母的光泽，湿润、光滑，像深海贝类内壁。
马特维本该转身就走。祖母的警告在他脑中回响，如丧钟。可那天，天空低垂，云层如琥珀，压得人脊椎发酸。风停了，乌鸦噤声，连锈水沟的恶臭都暂时退去。世界仿佛屏住了呼吸，只为等待他做出选择。
“你受伤了。”他指着她风衣下摆——一道从膝盖延伸到脚踝的裂缝，渗出暗色粘液，不是水，不是血，更像是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分泌物，散发着铁锈与蜂蜜混合的气味。
女人笑了。笑声惊起烟囱上栖息的秃鼻乌鸦，它们扑棱翅膀的声音像撕开裹尸布。
“马特维·伊万诺维奇，”她准确无误地叫出他的全名，仿佛这名字早已在她舌尖滚动过千百次，“你们普斯科夫人总是这样，把同情心浪费在不需要的地方。”
那一刻，马特维知道自己完了。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某种更深的、更甜腻的东西——被看见的喜悦。在这座城市，没人记得他的名字，除了阿尔乔姆，那个总说“兄弟如手足”的同事，和阿纳斯塔西娅，那个偶尔送他腌黄瓜的邻居。但眼前这个女人，她不仅知道他是谁，还知道他为何颤抖。
他带她回了家。
钥匙插进门锁时，他想起祖母的话。但薇拉的手已经抚过门厅壁纸——那些褪色的矢车菊图案在她指尖下重新绽放，蓝得刺眼，仿佛从未被岁月侵蚀。她打开冰箱的样子，像个回到童年居所的游子，熟稔得令人心悸。
马特维注意到她右手无名指缺了半截，断面光滑如磨砂玻璃，像是被无数个夜晚反复打磨。
“你住东边那间。”她用陈述句安排着一切，突然踮脚贴近他耳廓，呼吸带着铁锈味，“别担心，我睡觉很轻。”
她的发丝扫过他的脸颊，留下细小刺痛，像是被某种植物的绒毛蜇伤。马特维没动。他感到一种奇异的安心，仿佛终于有人愿意走进他这座孤岛。
第三天晚上，浴室门缝透出的光不是白色，而是紫罗兰与腐烂李子之间的颜色——一种不该存在于现实中的色调。他推门，踩到一滩黏液，那东西在瓷砖上蜿蜒成河，最终消失在下水口，仿佛有意识地逃遁。薇拉的换洗衣物整齐叠放在筐里，但布料纤维间缠绕着几根灰白色的毛发，比人类头发粗，比羊毛细腻，带着波浪般的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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