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某个十一月的圣彼得堡，天色从清晨起便没有亮透过。涅瓦河上的雾气一直挂在空中，连冬宫的尖顶都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影子，仿佛上帝在创造这座城市的时候，忽然失去了耐心，随手用一块脏抹布把所有的棱角都擦模糊了。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斯米尔诺夫就住在瓦西里岛的一栋老房子里，四楼，楼梯间的灯泡已经坏了三个月，没有人来修，也没有人在乎。这倒也符合圣彼得堡的一贯作风——在这座城市里，灯泡坏了是常态，亮着才是奇迹。
斯米尔诺夫今年五十七岁，曾经在市档案局做了三十一年的文书，直到三年前因为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组织优化被赶了出来。说是优化，其实就是裁掉。但在这座城市里，所有难听的词都会被包装上一层糖衣，就像殡仪馆的花圈上总要写永垂不朽一样。
他的全部生活现在就剩下两样东西：一瓶每天必须喝完的伏特加，和一条叫做鲍里斯卡的狗。
鲍里斯卡是一条长毛的混种猎狼犬，毛色原本是好看的灰棕色，眼睛温顺得像两颗琥珀。三年前斯米尔诺夫从收容所把它领回来的时候，它瘦得肋骨根根分明，缩在铁笼子的角落里瑟瑟发抖。斯米尔诺夫蹲下来看了它一眼，说：走吧，跟我回家，总比在这儿强。
从那以后，鲍里斯卡就成了他在这世上唯一的陪伴。
然而半个月前，鲍里斯卡不见了。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二的傍晚。斯米尔诺夫像往常一样打开公寓的门，准备带鲍里斯卡下楼散步。但门口的牵引绳还挂在钩子上，狗却不见了。他找遍了整栋楼，问遍了所有邻居，甚至去了警察局报案——当然，没有人把一条狗的失踪当回事。那个值班的年轻警察甚至笑了笑，用一种看醉汉的眼神看着他说：公民，我们这儿每天都有人失踪，您一条狗就别来添乱了。
斯米尔诺夫没有添乱。他自己去找。
他在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里走了整整半个月。从瓦西里岛走到彼得格勒区，从涅瓦大街走到丰坦卡河边，他举着鲍里斯卡的照片，见人就问。有些人同情地摇摇头，有些人不耐烦地摆手，还有一个喝醉的码头工人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哥，别找了，这年头，连人都保不住自己，何况一条狗。
第十五天的深夜，斯米尔诺夫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打开门的一瞬间，他愣住了。
鲍里斯卡坐在客厅的正中央。
它就那么端端正正地坐着，前腿并拢，后腿弯曲，尾巴平平地放在地上。屋子里没有开灯，但借着窗外路灯透进来的微光，斯米尔诺夫看见了它的脸。
然后他的血一下子凉了。
鲍里斯卡在笑。
不是那种狗吐着舌头喘气时看起来像笑的表情，而是一种真正的、明确的、带着某种……意味的笑。它的嘴角向上弯起，露出了牙齿，眼睛微微眯着，那个表情如果放在一张人脸上，你会说这个人正在嘲笑你。
鲍里斯卡？斯米尔诺夫的声音在发抖。
狗没有动。它就那么坐着，笑着，看着他。
然后它慢慢地转过头来。
那个转头的动作异常缓慢，像是一个上了发条的玩具，关节处发出细微的咔咔声。它的眼睛直直地锁定了斯米尔诺夫，那个笑容一点都没有变。
斯米尔诺夫后来说，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不是在看一条狗，而是在看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一个坐在他客厅里的、不请自来的陌生人。
他关上了门。
二
第二天早上，斯米尔诺夫是被一种奇怪的感觉弄醒的。
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就好像有人站在你的床边，正低头看着你。不是那种被监视的恐惧，而是一种更原始的、刻在基因里的警觉——你的身体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对，但你的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他睁开眼睛。
鲍里斯卡就站在他的床边。
它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客厅走进了卧室，就那么无声无息地站在那里。它的头微微歪着，嘴角依然挂着那个笑。
斯米尔诺夫猛地坐起来，后背撞在了墙上。
鲍里斯卡！你——
狗慢慢地眨了一下眼睛。那个笑容忽然变得更深了，深到嘴角几乎咧到了耳根。然后它转过身，不紧不慢地走出了卧室。
它走路的姿势也变了。以前鲍里斯卡走路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尾巴摇来摇去的步态，现在它走得很稳，很轻，每一步都像是丈量过的，后爪精准地踩在前爪的脚印上。
斯米尔诺夫坐在床上，听着自己的心跳，觉得这个早晨糟糕透了。
他试图说服自己这只是幻觉，是半个月来焦虑和失眠造成的。毕竟他已经五十七岁了，一个人住，喝太多酒，睡眠不足，产生幻觉再正常不过。他甚至去翻了药柜，找到了半瓶过期的安神药，吞了两片。
但接下来的几天证明，这不是幻觉。
鲍里斯卡确实变了。
它的毛色在变。原本好看的灰棕色正在一缕一缕地脱落，新长出来的毛是一种说不清的颜色——不是黑，不是灰，更像是一种腐烂的暗褐色，像是秋天涅瓦河边那些泡在水里太久的落叶。它的眼睛也变了，原本琥珀色的瞳孔现在变得浑浊，像两颗蒙了灰的玻璃球，但奇怪的是，那双眼睛里似乎有一种智力——一种不该属于狗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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