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列宁格勒，涅瓦河的冰碴子还没化尽，芬兰湾吹来的风裹着铅灰色的潮气，抽过每一栋赫鲁晓夫楼的窗台。在城市西北角的维堡区，立着一幢造型古怪的圆柱形居民楼，当地人都叫它“圆桶楼”——这楼的设计者当初不知道是喝多了伏特加还是发了疯，把整栋楼修成了严丝合缝的圆筒，只有一道正门进出，十八层的走廊两端全是封死的水泥墙，活像个倒扣过来的巨大棺材。
那段日子，圆桶楼里的居民总在说一桩邪性的事，邪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这楼是“吃人的”。
事情要从三月十七号的凌晨说起。那天值夜班的电梯工伊万诺夫老头喝了半瓶私酿的伏特加，正靠在电梯壁上打盹，突然听见一楼电梯门“叮”的一声响，走进来两个人。走在前面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脚上穿着一双亮得晃眼的蓝色漆皮高跟鞋，鞋跟敲在电梯金属地板上，发出“哒哒”的脆响。她背上伏着一个穿灰大衣的老头，脸色白得像刚从雪堆里刨出来，脑袋耷拉在姑娘肩膀上，一动也不动。
“去十八层。”姑娘的声音冷得像结了冰的涅瓦河面，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伊万诺夫迷迷糊糊按了十八层的按钮，电梯往上走的时候，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那老头趴在姑娘背上，连呼吸的起伏都看不见，而且三月的列宁格勒还零下好几度，那姑娘穿得那么单薄，背个大活人，怎么连气都不喘一口？他抬头往镜子里看，镜子里只有姑娘直勾勾的眼神，还有她背上老头惨白的侧脸，嘴角好像还翘着，像是在笑。
电梯到了十八层，门一开，姑娘就背着老头走了出去，高跟鞋的声音在空荡的走廊里响了半天，慢慢没了动静。伊万诺夫揉了揉眼睛，也没当回事，接着打他的盹。
直到第二天一早，十八层的住户玛特廖娜大婶去楼下倒垃圾，跟管理员抱怨说昨天半夜不知道是谁家的狗在走廊里拖东西，蹭得地板沙沙响，可她开门看的时候，走廊里空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管理员觉得奇怪，调出十八层的监控一看，当场吓出了一身冷汗：监控里清清楚楚拍着那姑娘背着老头进了走廊，可走了没两步，两个人就像被空气吞了似的，“唰”的一下就没影了，连个脚印都没留下。
这可是两个大活人啊！管理员赶紧报了警。警方当即封锁了整栋圆桶楼，二十多个警察地毯式搜索了整整三天，把十八层每一户人家的衣柜、床底、甚至暖气管道都撬开看了，连半片衣角都没找着。整栋楼只有一部电梯，监控拍得明明白白，父女俩进了十八层之后再也没进过电梯；走廊两端全是封死的水泥墙，连个窗户都没有，根本不可能爬出去；十八层的住户当天都在家，没人听见任何异常的动静。这简直是个严丝合缝的密室，两个大活人就这么凭空蒸发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案子还没理出头绪，更邪性的事来了。不知道从哪天起，圆桶楼里的小孩总在唱一首奇怪的童谣，调子飘乎乎的，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蓝鞋跟，背老头，十八层，走一走，门不开，灯不亮，谁来陪我喝口酒……”大人听见了赶紧捂住孩子的嘴，可越捂，这童谣传得越快，没几天整个维堡区都知道了圆桶楼的怪事。从那以后，十八层的住户接二连三地搬走，空下来的房子连租都租不出去，一到晚上，整层楼黑黢黢的，只有风刮过走廊的声音，像有人在暗处哭。
这桩奇案成了列宁格勒警察局的一块心病，也成了老刑警赫里桑夫·彼得罗维奇·沃罗宁心里的一根刺。赫里桑夫干了三十年刑警，破过的案子比他喝过的伏特加还多，可这桩“圆桶楼蒸发案”，他查了小半年，半点头绪都没有。局里催得紧，最后只能按“失踪人员自行离开”结了案，赫里桑夫气得把结案报告摔在局长桌子上，回家连着喝了三天酒，骂了三天的娘。
他那个刚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徒弟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扎伊采夫，劝了他三天，也跟着喝了三天。
时间一晃就过了十八年，当年的列宁格勒又改回了圣彼得堡的名字，圆桶楼反倒成了网红打卡点，一帮不要命的小年轻总在半夜跑进去探险，举着手机拍十八层的走廊，说要找当年失踪的父女俩的鬼魂。赫里桑夫那时候已经快退休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可只要一有人提圆桶楼的事，他那双浑浊的眼睛立马就亮了。
转机出现在十月的一个雨天。那天赫里桑夫刚到局里，就接到了报案：圆桶楼十八层又有人失踪了，是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跟朋友半夜进去探险，朋友去楼下买瓶伏特加的功夫，人就没了。监控拍得清清楚楚，小伙子进了十八层走廊，跟当年那对父女一样，走了没两步就凭空消失了，连个声音都没留下。
赫里桑夫当场就拍了桌子，拽着已经当上刑侦队副队长的阿列克谢就往外走：“走，徒弟，这案子老子等了十八年，这次非得把圆桶楼的底给掀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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