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此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尽的悲哀，原来在某些人眼里，我们其实就是牲口，就是他们随意剥夺和宰杀的对象。
这就是我从小引以为傲的祖国，原来早已被一群无耻之徒霸占着，他们满口仁义道德，却无时无刻不在喝着老百姓的血。
在十一点左右，车上有一个女孩喊尿急，喊了五六遍，前面押送人员只装作没听见，我过去拍着铁门大声冲他们叫着有人要上厕所，其中一个二十多岁的押送人员用铁棍指着我，凶狠地斥责道，再拍试试，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打残你。
我没有恐惧，直视着他说，我们又没犯法，凭啥不让上厕所，就算犯了法，也有上厕所的权利吧。
我话刚说完，身后有几人起身也过来附和我，年轻人狠狠瞪着我，我也怒视着他，旁边一年纪较大的押送人员，轻轻捅了捅年轻人，在他耳旁说了几句啥，年轻人找出几个胶袋，递了进来，说谁要小便就拉在胶袋里。
可能是憋的太狠了，女孩急匆匆拿了一个胶袋，走到后面一排，也顾不得羞耻，脱下裤子便对着胶袋口撒起了尿。
下午两三点时，我们一车人被遣送到兴宁的一个建有高墙的院子里，在办理移交时，那个年轻押送人员指着我对监狱的接收人员说了几句什么，我猜测那年轻押送人员可能是要让监狱的工作人员对我重点关照。
我们十几个人被监狱里的几个工作人员指定站成一排，其中一工作人员让我们谁要打电话联系亲人的举起手来。
我和其他四个人举了手。那些没举手的人先被带走，我们五个人则留在原地，一个个跟着工作人员去打电话。
排在我前面的人很快垂头丧气回来了，可能是没联系到人，或者联系到的人根本不愿意帮忙。
毕竟跑这么远的路来接人不容易，赎金三百先不说，往返的时间和来回的车费也不是一个普通打工仔可以承受得起的。
我走进电话室，被里面的人告知只能打一个电话，联系不上明天再打。
我没有任何思考，拨通了二姐家的电话，电话很快接通，谢天谢地，正好是二姐接的电话。
我把自己被遣送到兴宁收容所的事跟二姐说了。二姐让我不要太担心，她会马上让姐夫金芽开车赶来接我。
我眼含泪水将电话放下，此时我才知道，无论我曾经有过多少女人，在我心里，二姐始终是我最靠得住的人。
打完电话，我被带进一个监仓里，里面有二十几个人，大多都在银湖收容所里面见过。
有一个湖北叫王代兵的，问我打通电话没有。
我说打通了。
王代兵问我打给谁，会不会过来接你。
我说是打给我姐，我姐夫会开车过来接我。
王代兵眼光一亮，问我，你姐夫有车？
我嗯了一声。
王代兵讨好地说，等你姐夫过来接你时，能不能顺带也把我接出去？回深圳后我肯定把钱还给你。
我说行。我之所以答应的这么爽快，是因为几百块对我来说并不算啥，只要王代兵能在里面跟我团结在一起，出去后就算不还钱也没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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