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庐但蒿藜”、“但对狐与狸”，仅仅十个字，就把人烟灭绝、田庐荒废的惨象活画了出来。
其它如“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也是富有特征性的。
正因为是“老寡妻”，所以还能在那里苟延残喘。稍能派上用场的，如果不是事前逃走，就必然被官府抓走。
诗中的主人公，不是刚一回村，就又被抓走了么？
诗用第一人称，让主人公直接出面，对读者诉说他的所见、所遇、所感，因而不仅通过人物的主观抒情表现了人物的心理状态，而且通过环境描写也反映了人物的思想感情。
几年前被官府抓去当兵的“我”死里逃生，好不容易才回到故乡，满以为可以和骨肉邻里相聚了。
然而，事与愿违，“我”看见的是一片“蒿藜”，走进的是一条“空巷”，遇到的是竖毛怒叫的狐狸……真是满目凄凉，百感交集！
于是，连日头看上去也消瘦了。
“日”无所谓肥瘦，由于自己心情悲凉，因而看见日光黯淡，景象凄惨。
正因为情景交融，人物塑造与环境描写结合，所以能在短短的篇幅里，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反映出当时战区人民的共同遭遇，对统治者的残暴、腐朽，进行了有力的鞭挞。
………………
当李白唱完《三吏》和《三别》的时候，李隆基、安禄山、史思明和哥舒翰已渐渐吃不消。
他们想逃，逃不了；想打，打不过；想还击，做梦呢……唉，这种感觉，可真憋屈。
当然，只要李隆基不认输，那么安禄山、史思明和哥舒翰，就只能死战到底。
但是，明皇小队万万没想到，更厉害的合击技，其实青莲小队还没用出来呢！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首诗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天，杜甫五十二岁。
宝应元年（762）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横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
第二年，即广德元年正月，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
正流寓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过着飘泊生活的杜甫听到这个消息，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名作。
杜甫于此诗下自注：“余田园在东京”，诗的主题是抒写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于奔回老家的喜悦。
“剑外忽传收蓟北”，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
“剑外”乃诗人所在之地，“蓟北”乃安史叛军的老巢，在今河北东北部一带。
诗人多年飘泊“剑外”，艰苦备尝，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
如今“忽传收蓟北”，真如春雷乍响，山洪突发，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喷薄而出，涛翻浪涌。
“初闻涕泪满衣裳”，就是这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第一个浪头。
“初闻”紧承“忽传”。
“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逼真表现。
“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元疾苦，都将得到疗救，个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怎能不喜！
然而痛定思痛，回想八年来的重重苦难是怎样熬过来的，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
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像恶梦一般过去了，自己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了，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
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更高洪峰。
“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自己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
“却看”就是“回头看”。
“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亲人们都不再是愁眉苦脸，而是笑逐颜开，喜气洋洋。
亲人的喜反转来增加了自己的喜，再也无心伏案了，随手卷起诗书，大家同享胜利的欢乐。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联，就“喜欲狂”作进一步抒写。
“白首”，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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