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天下动荡，苛政如虎，灾荒连年，沿海倭寇侵扰，北方蒙古部落频繁叩关，边疆战事吃紧。胡斐降生于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他家在村子里本就算不上殷实，几亩薄田，一间陋室，勉强维持生计。父亲是个憨厚老实的庄稼汉，终年在田地里辛苦劳作，可即便拼尽全身力气，交完赋税，剩下的粮食也仅够一家人勉强糊口。母亲则体弱多病，常年卧床，医药钱如流水，让本就贫寒的家愈发雪上加霜。
家中孩子众多，胡斐排行老三。在这样艰难的境地下，父母实在无暇给予每个孩子充足的关爱。年纪小小的胡斐，时常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肚子饿得咕咕叫。为了能吃上一口饱饭，他不得不早早学会机灵应变。村里施粥时，他总是拼命往前挤，哪怕被人推搡打骂，也绝不退缩，在生存的压力下，自私的萌芽悄然滋生。
村里有间私塾，胡斐每次路过，都会忍不住停下脚步，听着里面传来的朗朗读书声，眼中满是羡慕。他渴望像那些富家子弟一样，识文断字，知晓古今。可家里哪有余钱供他念书？父亲为了多挣几文钱，农闲时还要去地主家打短工，累得直不起腰，也凑不够学费。有一回，他壮着胆子凑近私塾窗口，想偷偷听上一课，却被先生发现，用戒尺狠狠打了手心，还被骂作 “没教养的野孩子”。这一顿打，不仅打疼了他的手，更打碎了他对读书的憧憬，心中由此生出对世间不公的怨愤：凭什么那些富贵人家的孩子可以衣食无忧地念书，自己连听一听都不行？这份怨愤，渐渐扭曲成一种不择手段求生存的心理。
稍大些，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胡斐跟着大哥去县城讨生活。彼时的县城，鱼龙混杂，街头巷尾满是三教九流之人。他见识到了各种坑蒙拐骗的手段，那些泼皮无赖，靠耍嘴皮子、碰瓷讹诈，每日竟也能酒足饭饱。胡斐一开始还心存顾虑，可日子久了，看着大哥为了一丁点儿工钱累得半死，他动摇了。一次，他跟着几个混混设局，佯装被一辆马车撞倒，在地上打滚哭闹，讹了车夫一笔不菲的银子。分到钱的那一刻，他心里既紧张又兴奋，全然不顾车夫那绝望又无奈的眼神。自此，他彻底走上歧途，赌博、偷窃，只要能弄到钱，什么都肯干。大哥发现后，痛心疾首地劝他，换来的却是他的恶语相向：“你就知道傻干活，能挣几个子儿？我这是在找咱们的出路！” 兄弟俩就此分道扬镳。
灰溜溜地回到村子，胡斐已然成了乡亲们眼中的刺头。以往一起玩耍的伙伴，如今都躲着他，长辈们见了他，也是连连摇头叹息。家里人对他失望透顶，父亲气得大病一场，可胡斐依旧不知悔改。他觉得，既然全村人都看不起他，他也没必要讨好谁。
村里有什么集体事务，他从不参与，还时常冷嘲热讽。哪家丢了什么东西，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他。有一回，村里张婶家丢了一只鸡，四处找不到，便在村口哭诉。胡斐路过，张婶瞅见他，带着哭腔质问道：“胡斐，是不是你偷了我家的鸡？你成天游手好闲的，没个正经样子！” 胡斐一听，立马瞪起眼睛，双手叉腰回怼：“你凭啥说是我？就因为我穷，你就赖我头上？说不定是你自己没看好，跑丢了还冤枉好人！” 说罢，还恶狠狠地吐了口唾沫，转身就走，全然不顾张婶在后面气得直跺脚。他越发把自己孤立起来，在自私自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在他人的嫌恶中找到一丝别样的 “自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村子还算太平，胡斐继续着他浑浑噩噩的生活。他时常去邻村酒馆赊账喝酒，喝得醉醺醺后，就在街头闹事。偶尔清醒时，他也会望着村子发呆，想着是不是一辈子就这样混下去了。然而，命运的齿轮并未停止转动，一场疫病的阴云，正悄悄向村子逼近。
听闻疫病的消息，别人忧心忡忡，想着如何防疫防灾，胡斐却打起了歪主意。他想着，疫病一起，物资必定紧缺，到时候物价飞涨，若能提前囤些稀缺药材，转手一卖，定能大赚一笔。于是，他趁着夜色，偷偷去山里搜刮那些平日里村民们公用的药草。他轻手轻脚地摸进药田，眼睛放光，看到一株珍贵的草药，连根拔起，也不顾会不会破坏药田生态，更不管村里还有那么多病人等着用药。不一会儿，他的背篓就装满了，哼着小曲儿下山，满心只想着自己如何在这场危机里获利。
疫病终究还是在村子里爆发了，一时间，人心惶惶。胡秋水站了出来，号召大家齐心协力抗疫。胡斐对此嗤之以鼻，他觉得胡秋水不过是想出风头，而且抗疫又苦又累，还不一定有成效，干嘛要跟着瞎忙活？
他不仅不帮忙，还四处散播谣言，说胡秋水的药根本没用，喝了说不定死得更快。村民们本就惊恐万分，被他这么一搅和，更是乱了分寸。二蛋气不过，找上门来理论，胡斐撸起袖子就要打架：“你懂个屁！胡秋水能治好疫病，我把头割下来给你当球踢！” 完全是一副无赖做派，抵触着一切抗疫的努力。他还偷偷把胡秋水准备分发给村民的防疫草药藏起来一部分，藏在自家地窖里，想着万一以后自己用得上，丝毫不顾那些急需草药救命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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