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了，我终于敢把这件事写下来。
那天夜里，我值完晚班，从医院后门出来，风冷得像刀子刮在脸上。街灯昏黄，树影摇曳，整座城市仿佛被一层看不见的雾气裹住，连呼吸都变得滞重。我低头看了看手机，凌晨一点十七分，地铁早已停运，打车软件也迟迟无人接单。我叹了口气，裹紧外套，准备步行回家。
就在我拐进老城区那条窄巷时，一辆公交车缓缓驶来。
它没有报站声，也没有灯光闪烁，甚至连轮胎碾过积水的声音都轻得不像真实存在。车头的电子屏上，赫然写着“K-8”两个字，路线终点是一片空白。我愣了一下——这座城市根本没有K-8这条线路。可那车却稳稳地停在我面前，车门“嗤”地一声打开，像某种生物张开了嘴。
我本该转身就跑。
可就在那一瞬，我看见了她。
车窗内，一个穿红裙的小女孩坐在倒数第二排，正对着我笑。她的脸很白，嘴唇却红得不自然，像是用口红涂出来的。她冲我招了招手，动作轻柔，却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牵引力。
我上了车。
车内空荡，只有她一个人。司机戴着帽子，低着头，看不清脸。两侧的座椅上，坐着十几个穿白大褂的人。他们整齐地坐着，双手交叠放在膝上，一动不动，像被钉在座位上的标本。没有人说话，没有呼吸声，甚至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我坐在离女孩两排的位置，心跳如鼓。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混着铁锈和潮湿的霉味，令人作呕。我偷偷回头，想再看一眼那女孩，却发现她不见了。
可下一秒，她就出现在我旁边。
“姐姐，你也会去那里吗？”她轻声问，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猛地一颤，想尖叫，却发不出声音。她的脸贴得很近，眼睛漆黑如墨，没有一丝光亮。她的红裙下摆沾着暗褐色的污渍，像是干涸的血。
“哪里？”我终于挤出两个字。
她笑了，嘴角几乎裂到耳根：“终点啊。他们都说那里能治好病，可谁都没回来过。”
我猛地惊醒，发现自己靠在公交站的长椅上，天已微亮。手机显示凌晨五点，衣服湿透，像是淋过雨。我颤抖着打开相册，翻到昨晚最后一张照片——那是我下意识拍下的K-8公交车。照片模糊，但能看清车窗里，那个红裙女孩正对着镜头微笑，而她身后，所有穿白大褂的人，齐刷刷地转过头，直勾勾地盯着镜头。
从那天起，我开始失眠。
每晚闭眼，都能听见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缓慢、规律，像是某种倒计时。我查遍了市交通局的档案，没有K-8。问过所有同事，没人听说过这条线路。可就在一周后，我又在深夜的监控录像里看到了它。
那是医院后门的摄像头拍下的画面。
凌晨一点二十三分，K-8缓缓驶入画面，车灯惨白。车内，十几个穿白大褂的人静坐如初，而那个红裙女孩，正站在车门旁，对着摄像头缓缓抬起手，掌心朝外，像是在打招呼，又像是在警告。
最诡异的是，她的脚——根本没有踩在车上。
她漂浮着，裙摆无风自动，像一片悬在空中的血。
我翻遍了医院的旧档案，终于在一份尘封的实验记录中找到了线索。上世纪九十年代，市立医院曾秘密进行一项“意识转移”实验，代号“K计划”。参与者全是晚期绝症患者，他们被承诺可以通过技术将意识转移到健康躯体中，实现“重生”。实验最终因伦理争议被叫停，所有资料被封存，参与者名单也被销毁。
但我在一份手写笔记的角落，看到一句话：“K-8，是通往‘新体’的唯一通道。他们还在等。”
笔记的署名，是一个叫林小满的医生。
我顺着名字查下去，发现林小满正是当年实验的主研人之一。他在项目终止后失踪，官方记录称其“精神失常，跳江自杀”。可有人曾在城郊的精神病院见过他，说他整夜喃喃自语：“车还没来，车还没来……”
我开始跟踪K-8的踪迹。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收集了七段监控视频，全部来自不同区域的深夜街头。时间集中在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路线毫无规律，却有一个共同点——每一站，都曾是当年参与“K计划”的医生或患者居住过的地方。
更可怕的是，视频中的乘客在不断增加。
起初只有十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后来变成了二十多个，再后来，连车顶都站满了人。他们全都面无表情，眼神空洞，像被抽走了灵魂。而那个红裙女孩，始终坐在最后一排，有时低头玩着什么，有时抬头看向镜头，嘴角挂着诡异的笑。
我终于明白，她不是乘客。
她是引路人。
每一个上过K-8的人，都不会再回来。他们的名字会从户籍系统中消失，亲人会收到“意外死亡”的通知，可尸体却从未被找到。我查过最近三个月的失踪人口，整整十七人，全部与“K计划”有间接关联——或是实验者的亲属，或是当年知情的护士，甚至包括一名曾负责销毁档案的行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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