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座古城一商一军，共同诠释了淮河流域"南船北马"的区位特质。扬州见证和平时期的南北物质交流，寿县铭刻战乱年代的地理博弈，二者构成的遗产网络，完整呈现了淮河作为文化分界与通道的双重属性。当前推进的"淮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试图通过这类遗产的活化利用，重构当代人对南北文化互鉴认知。
淮河的治理史可追溯至大禹"导淮自桐柏"的传说，而明清时期的治水实践则达到古代工程技术的巅峰。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在淮安段推行"蓄清刷黄"策略，其核心在于利用洪泽湖蓄积相对清澈的淮河水，通过人工闸坝调控，冲刷黄河夺淮后淤积的泥沙。
1578年修建的清口枢纽采用"束水攻沙"原理，以长达30里的导流堤迫使水流加速，年清淤量达120万立方米。然而受限于当时技术条件，该策略最终未能根治黄河泥沙问题——据《淮系年表》记载，至清康熙年间，淮河入黄口河床仍以每年5-10厘米速度淤高。
与之相比，高家堰（洪泽湖大堤）的工程技术更显卓越。这道始建于东汉、完善于明代的堤坝，采用"石拱墙+木桩基+夯土心墙"的复合结构：
石工墙以每块重达2吨的玄武岩条石榫卯拼接，总用量超60万立方米； 桩基工程运用"梅花桩"布局，每平方米打入5根柏木桩（现存桩基最深达18米）；防浪设计首创"坦坡"消能技术，将波浪冲击力减弱70%以上。
2014年该工程作为大运河附属遗产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其"展现了前工业时代水利工程的高峰"。如今在洪泽湖大堤遗址公园，仍可清晰观察到明代工匠在条石上刻制的"工段碑记"，这些铭文不仅记录施工责任制度，更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工程管理的重要文献。
新中国成立后，淮河治理进入系统化、科学化的新阶段。1950年10月，政务院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这是新中国首个大型流域治理纲领性文件。该决定创造性提出"蓄蓄兼筹"的治淮方针，投资12.4亿元（占当年全国基建投资3.7%），重点实施四大工程：
佛子岭水库（1954年建成）——我国首座大型连拱坝，库容4.9亿立方米； 苏北灌溉总渠——人工开挖全长168公里的引淮通道； 淮河入江水道——拓宽至1200米行洪断面； 蒙洼蓄洪区——设计蓄洪量7.5亿立方米。
至1957年，淮河流域防洪标准已从不足3年一遇提升至10年一遇，粮食产量较1949年增长83%。
2003年淮河流域遭遇1954年以来最大洪水后，国家启动19项骨干工程建设（2003-2013年），总投资437亿元。
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世界最大平原闸坝枢纽）使中游防洪标准达100年一遇；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年均调淮河水36亿立方米； 建设湿地保护区23处，鱼类洄游通道12条。
水利部2020年评估显示：工程体系使流域GDP水灾损失率从1.2%降至0.3%，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提升至65%，但同时也面临湿地面积缩减15%、土着鱼类减少28%等生态挑战。当前正在实施的《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标志着治淮进入"防洪-供水-生态"协同治理的新阶段。
淮河流域的生态治理虽取得显着进展，但仍面临严峻挑战。2004年7月，淮河遭遇史上最大规模污水团事件，5.4亿吨高污染水体形成150公里长的污染带，氨氮超标最高达60倍，导致鱼虾绝迹、沿淮城市供水危机。
工业污染治理的深层矛盾——环保部门数据显示，十年治污使COD排放量降低50%，但水利部门监测却显示2003年污染物排放已反弹至接近治理前水平。2020年后的监测表明，尽管干流水质稳定在III-IV类，但支流如洪汝河、颍河仍频繁出现劣V类水体，氨氮浓度波动显着。
引江济淮工程的推进为重构水系格局提供了新路径。该工程通过三级调水体系（引江济巢、江淮沟通、江水北送）实现长江-淮河跨流域调配，年引水量远期将达43亿立方米。
水质改善有利生态均衡，长江清水注入淮河干流，可稀释污染、提升自净能力，2023年试调水已向巢湖补水5亿立方米，缓解富营养化；
地下水修复，是皖北地区长期超采地下水导致硬度超标，工程建成后可为阜阳等市提供替代水源，预计压采地下水超1亿立方米/年； 通过蜀山泵站（亚洲最大混流泵站）等设施调控，确保淮河干流不断流，沙颍河生态基流提升30%以上。
然而，新挑战亦随之而来。如江淮分水岭段开挖可能扰动原生植被，需强化生态修复；调水可能引入外来物种，需加强生物监测。未来治理需平衡工程效益与生态韧性，真正实现"一河清泉水、一道风景线、一条经济带"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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