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户部甚至还专门设立买卖度牒的市场，度牒俨然成为了一种特殊商品。
度牒买卖的盛行，为豪富之家从中渔利提供了方便。由于政府大量发放空名度牒，致使课税户日益减少，为保障政府的财政收入，寺僧和度牒持有者有时也会丧失免税的特权。
据史料记载，度牒发放之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神宗时限定为每年一万道，至徽宗时则达每年三万道，至南宋更达每年五、六万道，而乾道三年（1167）竟达十万三千余道。
而度牒之价格，神宗时每道一百三十贯，哲宗时每道一百七十贯，徽宗时每道二百二十贯，孝宗淳熙（1174-1189）年间为每道七百贯，而宁宗嘉定初年（1208）每道竟达一千二百贯。
北宋末年，度牒在财政上的重要性，相当于盐课和商税。
南渡之初，岁入不满千万，而度牒的收入即占其五、六百万。度牒出售之数额，甚至可以作为考察地方官吏治绩的内容之一。
绍圣元年（1094）春，张舜民（字芸叟）出使辽国时，夜宿幽州馆中，见有苏东坡《老人行》诗被人题于壁上。
张舜民甚至还听说范阳的书肆中已在刻售苏东坡的诗集《大苏小集》，可见苏子瞻的才名不仅重在当世，外至夷虏，以爱服如此！
在军备方面，苏东坡到定州后，先是举行了大阅兵。
其时，军礼久废，将吏不识上下之分，东坡就命令一切军礼依照旧典进行：即元帅常服坐帐中，将吏戎装奔走执事。
有个叫王光祖的副总管，自谓老将而不执行，故意称疾不出。苏东坡就召书吏准备上奏，结果还没上奏，王光祖就震恐而出，这件事过后，军中再无敢怠慢军礼者。
从这件事，显露出了苏东坡在治理军队方面的才干。
四月十一日，苏东坡被罢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好友范纯仁上疏为东坡辩解，朝廷不听，朝野上下都知道这是宰相章惇的意图，苏东坡举荐的赵令畤也因此被罚金。
原来，侍御史虞策上奏说，吕慧卿等人指陈苏东坡所作的诰词中，语涉讥讪。
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上奏说，苏东坡在先朝，久以罢废，至元佑年间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此人“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
更有甚者，中书舍人蔡卞撰写的诰词是这样写的：
“讪上之恶，众憝厥愆；造言之诛，法谨于近。矧弹章之荐至，孰公议之敢私。爰正常刑，以警列位。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行污而丑正，学辟而欺愚。顷在先朝，稍跻清贵。不惟喻德之义，屡贡怀谖之言。”
“察其回邪，靡见听用；遂形怨诽，自取斥疏。肆予纂服之初，开以自新之路。召从方郡，服在近班。弗讹尔心，覆出为恶。辄于书命之职，公肆诬实之辞。”
“凡兹立法造令之大经，皆曰蠹国害民之弊政。虽托言于外，以责大臣；而用意之私，寔害前烈。顾威灵之如在，岂情理之可容。深惟积辜，宜窜远服。只夺近职，尚临一邦。是为宽恩，无重来悔。可特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
曾是苏轼最亲密友人的章惇，为何却成了逼害苏轼的最凶恶的敌人？“真君子”与“真小人”，在章惇身上何以能融汇成一体？
究竟是何原因，触发了苏轼与章惇关系反目成仇的一百八十度大翻转呢？
如果用一句话回答：有部分人认为，苏东坡在处理与章惇关系上，犯了不可宽宥的低级错误！
政坛风光常常不可持续。
常言：“一朝君子一朝臣。”苏东坡大概料想不到，若干年后章惇咸鱼翻身，位极人臣，竟成了他晚年凄惨命运的主导者。
东坡在早年与章惇交往中，就深知章惇是能“拼命”、能“杀人”的狠角儿。章惇可以为你两肋插刀，一翻脸，章惇也可以向你的两肋插刀！
你不仗义我不仁，爱恨从来皆有因。
复仇的火焰始终在章惇胸间熊熊燃烧，即便把苏氏兄弟烧成灰烬也难解心头之恨。
由此，我们多少可以理解，要让苏东坡死于颠踬之途的为何是章惇。而东坡晚年凄惨命运的制造者中，其实也有他自己。
且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元丰八年（1085）初，神宗驾崩后，哲宗年幼，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重新起用司马光等一拨旧党人物，苏东坡得以回到权权力中枢，被委以重任，这是苏东坡仕途中最风光的日子，持续了近八年。
然后便是高太皇太后驾崩，哲宗亲政，重续父志，新党人物章惇、蔡卞等重返朝堂，苏东坡的噩梦就开始了！
他的噩梦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结，最后死于从海南儋州返回的途中——常州。这是后话。
而对苏东坡持续制造“噩梦”，给他身心带来双重折磨的正是他曾经期许泛舟江湖、在“乌台诗案”中为他仗义执言的亲密友人章惇。
在高太皇太后驾崩后，章惇与蔡卞任左右相，章惇为左仆射，持续执掌大权七年。
时任枢密大臣曾布对哲宗曰：“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臣僚知畏章惇，不知畏官家，可见章惇在朝堂之威猛。
在持续打击元佑党人的“组合拳”中，章惇对苏东坡下手最重、最狠、最致命的，他恨不得立即置苏东坡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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