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在张问达公房里的御史立即大多作鸟兽散了。
天启帝的阁臣是那么好做的？恨不能把御史折腾死的天子会要御史出身的阁臣？每次御史“作死”弹劾后，天子必然把御史派去各省巡查，恨不能把在籍官员向上的祖宗八代、向下的八个月孙子都查个底掉。
别给自己找不自在了。
科道既往多么强颈啊，被天子“哄骗”到都察院之后，既往的科道权利随之消散。御史以前只管上弹天子、下劾百官，风闻奏事，哪里会管是不是符合事实。结果现在和刑部差不多了，要弹劾之前得先做一番调查，不准听风就是雨的。
不提也罢。
可留下来的这几个都是硬骨头了，坚持一定要上折子弹劾，认为方从哲论罪该流放。
张问达对此也没有办法，劝阻不听、压制不住，想上书就上呗。要是他真的能够在都察院一手遮天，可能明儿就得步方从哲的后尘致仕了。
让张问达来说天启帝，那就不是个好侍奉的皇帝。往上数朱家的五代、甚至十代，除了成祖就没人比他的主意大。关键的问题是天子有足够的能力，两度出兵都仅用了五万禁军，就把辽东和西北安定了。
至于官员大幅度调整薪俸、全面核实隐田、征收商税等举措，得利的是天下的百姓和官员，富的是国库、强的是朝廷。倒霉的宗室，咳咳咳，那就不能去想了。
若是自己纵容都察院的御史在大朝会上与天子对恃半天，回头天子又该给都察院找事儿的。前几次天子要核查隐田，搞得他的都察院剩不下十个人。今年因为地动的州府多，要赈灾的地方也多，都已经派出去少一半的御史去做监督了。夏税很快要收了，都察院必须得留够了各道的监察御史去巡视呢。
礼部没有尚书，仍旧是礼部左侍郎公鼐兼职。都察院的御史大多被张问达镇压下去安静了，礼部和翰林院反倒有数人跃跃欲试要上折子弹劾方从哲。公鼐拿到弹劾折子才发现，那就是要置方从哲与死地的。
从万历帝晚年的吏治等开始弹劾方从哲这个首辅，一直到致使泰昌帝送命的“红丸案”，饶是公鼐也算耿介的秉性，看了折子之后，都觉得上折子的人太过了。按折子上所书，那方从哲的罪行不是止步在削籍为民、流放，而是重到了该砍头的程度。
公鼐没办法，特意去请教了周嘉谟和黄克缵，询问天子为何还给方从哲保留了东阁大学士的头衔，为何对几人的处罚名头是“欺君”，最后结果却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还把礼部以刘宗周为主的弹劾折子给二人看。
周嘉谟看了以后说道：“刘宗周此折子求全责备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温体仁和周延儒的文章就有些牵强附会了，甚至有借方从哲之事在天子跟前出名的味道。”
公鼐能拿到这些折子，也是张问达让他先私下与刘宗周、温体仁、周延儒先谈谈。天子不想此事再起波澜，张问达也希望此事能够尽快过去。就像天子所言，若是方从哲被问罪，以后首辅做事都从抱全自身的角度着想，国事被误指日可待了。
黄克缵却说：“温体仁、刘宗周到了御前也无所谓。但是以陛下爱才之心，周延儒会一跃而起。”
周嘉谟一笑，对公鼐说：“你劝阻不了就把他三人的折子正常送上去吧。老夫相信陛下不会被周延儒的状元名声迷惑。他与温体仁邀名之意太明显了。
至于温体仁嘛，他与熊廷弼是一科。二十多岁中进士的人，这五十年下来，老夫见得多了。难道各个都如崔景荣？看看熊蛮子，那才是真有大才之人。
孝与，你不要太在意这些。遇上比你科举顺利的人，心气先就弱了三分。你是帝师。你看陛下是几岁启蒙的，什么时候出阁读书的。
要老夫来说，你们这一对师徒才最配。”
周嘉谟的话并没有开解得了公鼐应了做礼部尚书，但他与刘宗周等人谈过以后，把三人的折子递上去，却如水底沉石没收到天子的一点儿回应。
天启帝拿出绝招“留中”，把所有弹劾方从哲等人的折子打包处理了。等到殿试的那一天，朱由校一边看参加殿试的贡士答卷，一边对周嘉谟道：“将周延儒外放，从县令做起。与温体仁一起外放去西南。”
周嘉谟回头看看身后跟着的吏部左侍郎朱国祚。
朱国祚上前对天子说：“陛下，周延儒是万历四十一年的状元。他现在是正六品的右中允。”
“朕想好好栽培他，明卿不也是从西南做起来的？”
周嘉谟心里想对二人说声恭喜，恭喜你们俩终于进到天子眼里了。西南继奢崇明反叛之后，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也紧随其后造/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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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儒(1593年-1643年)，万历四十一年(1614年)三月，会试高中第一，获会元。一月后参加殿试，又一举夺得一甲第一名，成为状元，时年21岁。连中二元，少年得志，走马京城，中状元入翰林院为修撰。
温体仁(1573年-1639年)，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改任庶吉士，授予编修官。
刘宗周(1578-1645)，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1601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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