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三号,文化部,内部会议室。
长条桌,十二把椅子,坐了九个人:文化部的,广电的,财政口的,还有两个中宣部的。
张红旗坐在桌子一头,面前一份文件,红色封皮。
李建国坐他旁边,手里捏着笔。
张红旗站起来了。
“《刺秦》,际华集团自主投资制作,面向全球市场,总预算,三亿人民币。”
会议室里安静了三秒。
广电那位副司长先开口了:“多少?”
“三亿。”
椅子上有人动了一下。
中宣部那位处长翻了翻桌上的材料:“张总,国内去年全年电影制作总投入,加一块儿,不到两个亿。你一部片子,三亿?”
“对。”
“钱从哪来?”
张红旗看了一眼旁边。单楹秋站起来了,打开公文包,抽出一摞文件,一份一份发下去。
“资金来源明细。第一项,新天地电影公司香港录像带租赁业务利润,一亿两千万,已到账。第二项,摩登前线服装连锁品牌三年经营结余,八千四百万。第三项,广州方面的物资贸易汇款,四千六百万。以上三项,合计两亿五千万。剩余部分,另行筹措。”
每一项后面,都附着银行流水、公证书、税务凭证。
李建国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盖了章。
会散了。
张红旗没走,在走廊上等李建国。
李建国从里面出来,手里夹着烟,没点。
“五千万的缺口,你怎么补?”
“想办法。”
“什么办法?”
张红旗没答。
当天晚上,乐春坊。
林彩英在院子里,桌上摊着一本账本,铅笔,计算器。
张红旗推门进来。
林彩英头都没抬:“五千万,对吧?”
张红旗站住了:“谁告诉你的?”
“单楹秋下午打电话来的。”
林彩英把账本合上,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煤市街四合院的房产证,还有一份清单:黄花梨家具,三十七件,逐一登记,附有估价。
“煤市街那套院子,加上里面存的黄花梨——铁柱那批货,我找人估过了,银行认。抵押贷款,五千万,短期过桥,半年期。”
张红旗没接。
“彩英,那是咱家的底。”
“底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看的。”
林彩英把牛皮纸袋推到他手边:“明天我去银行,你不用出面,手续我办。”
第二天一早,林彩英带着房产证和估价报告,去了工商银行西城支行。
下午两点,贷款批了:五千万,半年期,利率上浮百分之二十。
钱到账了。
第一期现金流,补齐了。
消息没捂住。
六月十号,《刺秦》立项的事,传到了威廉那里。
威廉没动,打了三个电话。
第一个,打给《中国银幕》杂志;第二个,《大众电影》;第三个,《影视评论》。
一周之内,三篇专栏文章刊出来了。
标题各不相同,观点一个意思。
“三亿人民币投资单部影片,是豪赌还是自杀?”
“国内票房天花板不足两亿,际华的钱往哪收?”
“中国电影工业不具备承接大制作的基础,盲目砸钱只会加速崩盘。”
三篇文章,署名不同,措辞不同,数据引用的角度不同,结论一样:死路一条。
文章出来之后第三天,更大的麻烦到了。
北影厂,长影厂,上影厂,西影厂——四家老牌制片厂的厂长,联名上书文化部。
一封信,四个人签字,四个红章。
核心内容三条。
第一,际华集团以天价预算立项,严重扰乱国内电影行业的制作标准和薪酬体系。
第二,要求文化部对际华集团的资金来源进行合法性调查。
第三,建议暂停《刺秦》的拍摄许可,待调查完毕后再行决定。
信送到了李建国的桌上。
李建国看完,放下了,拿起电话。
“红旗,你那边,四大厂联名告你了。”
“告什么?”
“说你扰乱行业,要查你的钱。”
张红旗在电话那头沉了两秒:“让他们查,账是干净的,每一分钱都有出处。”
“我知道。但调查一启动,拍摄许可就得压着,你拖不起。”
“建国哥,你帮我顶三天。三天之后,这事我自己解。”
电话挂了。
六月十五号,香港,铜锣湾,半岛酒店。
麦佳佳站在发布会的讲台上,身后是一块白色展板,《刺秦》两个字,红的。
台下,记者三十多个:香港的,东南亚的,欧洲的。
麦佳佳用英文开场。
“《刺秦》,际华集团与新天地电影公司联合出品,全球发行。北美发行权,预售底价,两千万美元。”
底下闪光灯亮了一片。
但前两排,空了六个座。
那六个座,是留给好莱坞八大制片厂驻港代表的。请柬发了,确认了,人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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