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里坪的血迹还没有干透，张国滔再也瞒不住了。战场上丢下的不是数字，是红军战士。
战士们穿着灰蓝色的军装，倒在阵地前、倒在战壕里、倒在城墙下，密密麻麻的，躺在苏区的土地上，红军主力在七里坪伤亡惨重，防线被撕开，阵地被夺走，部队被迫后撤。
消息像瘟疫一样传遍了整个苏区，从七里坪传到新集，从新集传到金家寨，传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道。张国滔的太平，在七里坪的炮火中化成了一团灰烬。
军委会议上，叶戈罗夫直接向张国滔发难。他坐在长桌一侧，军装笔挺，帽檐压得低低的，但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像两把刀，直直地刺向张国滔。
他不明白，为什么在局势如此凶险的情况下，还有大批红军指战员被关押在监狱里。前线在死人，后方在抓人；部队在溃败，保卫局在抄家。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张国滔解释说这是组织措施、是肃反工作的延续、是为了纯洁队伍、是为了防止敌人从内部破坏。他的声音沉稳，措辞严谨，滴水不漏，像一层厚厚的油脂覆盖在水面上，把底下翻涌的暗流遮得严严实实。
叶戈罗夫没有让步。他拿不出证据，但他不需要证据。他看见了前线部队士气低落，看见了指战员们脸上的困惑和恐惧，看见了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的、不知犯了什么罪的红军干部。
他不需要知道他们的名字，不需要知道他们的“罪行”。他只知道周亦云已经告诉了他现在根据地已经陷入危机，敌军三十万大军压境，堡垒战术步步为营，红军却在自毁长城，需要他的帮助。
他站起来，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在桌面上。他会向中央报告，向红色国际报告，把鄂豫皖的真实情况一五一十地写清楚，让中央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让莫斯科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张国滔的脸色变了。不是变红，是变白。
那种白不是害怕，是愤怒被硬生生压下去之后从皮肤底下透出来的苍白。他盯着叶戈罗夫，当即开始思考起来。然后他让步了。释放被关押的红军指战员。不是全部，但至少是一批。不是因为他认为他们无罪，是因为他不能再承受国际代表向莫斯科告状的风险。
监狱的门打开了，那些在黑暗中等待了不知多少个日夜的人走了出来。他们的军装被剥掉了，有些人穿着单薄的囚衣，在秋风中瑟瑟发抖；有些人瘦得脱了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像一具具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骷髅。他们站在监狱门口，眯着眼睛，不适应阳光。没有人来接他们，没有人给他们发衣服，没有人告诉他们接下来该去哪里。但他们是活着的，这就是叶戈罗夫可以帮周亦云能做的全部。
然而在战略问题上，张国滔还是执迷于打正面战。七里坪的惨败没有让他改变想法，红军战士的尸体没有让他改变想法，周亦云再一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也没有让他改变想法。他还是认为红军能打阵地战，能打攻坚战，能在正面与敌军硬碰硬。
七里坪失败之后，红军主力向东转移至皖西金家寨、燕子河，目的是收拢红二十五军、补充休整、避开敌主力。但敌军没有给红军喘息的机会，国民党中路军主力直逼鄂豫皖首府新集。新集一旦失守，苏区的指挥中枢将遭到毁灭性打击。
军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是——保住首府，迟滞敌军推进。红四军主力从皖西转向豫南，在新集以北的浒湾、扶山寨、金兰山一线构筑阻击阵地，依托山地地形展开防御，死守新集外围屏障。这是新集外围最后一道防线，守住了，新集还能多撑几天；守不住，新集将无险可守。
兵力是这样部署的：主力主战兵团以红四军第十、十一、十二师为主力，布防扶山寨至金兰山主阵地，分地段扼守山地要道、制高点，正面抵挡敌军主攻部队。
他们在那些山头上构筑工事，挖战壕，架机枪，把仅有的几门迫击炮推上制高点。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部署于主阵地东侧侧翼，红四军二十三师则是署于西侧部队依托山地设置警戒防线，防备敌军迂回包抄，同时衔接后方新集守备力量，保障主力侧翼安全。
而新集城内仅留释放的红军指战员干部团、少量地方武装、后勤人员及警卫部队，主要负责党政机关安保、伤员转运、物资看护。兵力薄弱，薄得像一层纸，一捅就破。
红二十五军主力仍驻守皖西金家寨、霍邱一线，受战场距离与敌军分割影响，未能抽调兵力驰援新集方向。两地的兵力无法相互配合，像两只被砍断的手，各自挣扎，谁也帮不了谁。
会上通报了敌军的番号。正面是卫立煌，中路军总指挥兼第二纵队司令，指挥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第三师、第八十九师，从北面压过来。外围北面有敌第一师、第五十八师；南面有敌第二师、第八十八师。这不是一支部队，是整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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