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柏格森说了一段话，因为是诺贝尔级别大文豪，所以这话比较拗口：
“人们常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是无稽之谈……实际上，历史的震撼始终是由某一个人来赋予的。”
意思是，在中国，乔公是赋予了“历史震撼”的那个人。
但余切并不是要写大人物的英雄传说，而是把视角投向了小市民。
他说：“你瞧，这是好的方面，是时代的大背景，却不是我们要去写的，我要写的是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留学的人那么多，一年比一年多，许多人确实回来了，而许多人就此不再回来了……”
“其中有两对高知夫妻，他们分别经历了自己的配偶出国，不再回来，苦苦等待，却一直也没有等到……”
骆一禾听到这，他的心已经被提起来了：“所以你要写个文章，批判那些不回来的人，因为他们为了荣华富贵，抛弃了自己的家庭和祖国？”
余切说：“这不是我要写的。”
骆一禾简直义愤填膺啊，他气炸了，“余切，你为什么不批判他们呢？”
“因为人无法违背自己的本性，我听说派留学生的时候，就连许多领导也觉得留学生们不会回来了，之前不是发生过一整个访问团从团长到团员，全部叛逃了的事情吗？会搞得大家都很难堪。”
“然而，这个计划最终还是彻底的执行了下去……骆一禾，回不回来，大家都有大家的个人想法……”
“但是，”余切说，“我只是做记录，我告诉读者，现在发生了这么一些故事。”
骆一禾不甘心，“你总不能写留学了的飞黄腾达，对爱情和祖国忠诚的反而孤老终生吧，这就变成了可恶的故事！让人看了心里发堵！”
余切忍不住笑了：“你说得对，这也不是我要写的……我的小说是要卖钱的，不能故意让读者心里发堵。”
而且，从后来看，时代其实也惩罚了他们的绝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否是一种诅咒呢？
“原来这就是‘新现实主义小说’？”骆一禾轻声道，“余切，我只希望你不要写砸了，请写的有力度一点！”
接着，他忽然很认真的说，“余老师，余老师啊！你忘了吗？我其实也是一个编辑啊……”
骆一禾前所未有的认真，他这个人写诗是二三流的天赋，但是做编辑，却有超出常人的直觉。
果不其然，骆一禾向余切约稿。
他对这个故事已经心动的无以复加。这可能和骆一禾本人的经历有关，他是个恋爱脑，写了很多情诗给自己女朋友。
据说骆一禾的女朋友（后成为妻子）记录了骆一禾很多的故事，让他后来去世后，以一个“宠妻狂魔”的形象，活在了很多文艺青年的心中。
然而，余切没有立刻答应骆一禾，他告诉骆一禾：
这个被命名为《大撒把》的故事，仅仅只是“三部曲”的头一部，后面至少还有两部新现实主义作品，为了保持连贯性，他想要发在同一个刊物。
“你前面的已经很精彩了，但是，你还要写两部书？”骆一禾惊呆了。
余切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伟大的作品有时候不能只靠一部，而要如翻滚的巨浪，一浪高过了一浪。
巴老的《家》、《春》、《秋》全刊登在《人民文学》上，少了任何一部，都不能形成“激流三部曲”，都不能奠定他在国内文坛五强的地位。
这就要求刊登余切作品的杂志，要拿出扛得住事的能力，无论发生了什么，都要以雷霆万钧的魄力，势必要刊登下去！
骆一禾所在《十月》有这种潜力，却不一定能发挥出来，因为骆一禾是一个实习编辑，他做不了主。
骆一禾明白了余切的顾虑，他几乎是没有任何停留的找到了主编王世民，把余切的构思，和他的想法全讲出来了。
“王主编，只有你亲自和余切谈，他才肯相信我们。”
王世民确实感兴趣：不因为这个故事本身，而是因为余切可能有潜力开创某种文学潮流，这是《十月》绝不能错过的。
《十月》的约稿作者名单极大，余切在其中，还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但是押注和看好，也是文学杂志常见的事情。
“你是说，他在燕大搞了个‘新现实主义’吗？”
“是的，他每周都有一两天，要来说这个事情。”
“一禾啊，你觉得余切这个人靠谱吗？”
“主编，我不知道他人靠不靠谱，但我已经彻底被他的故事吸引了。”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骆一禾拿出了自己前不久写给女朋友的书信。
在这段于《十月》刊实习的日子里，骆一禾在极短的时间阅读了大量的名家作品，最终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觉得现在，张程志、汪曾琦、石铁生、王安亿、邓友美，可能留下一些比较好的、为一个大时代文学打基础的小说来。这个名单还可以包括谁呢？它可以再延伸一些，但不会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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