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宸殿的灯火彻夜未熄,长安以铁腕与仁政并施,迅速稳定了京畿核心。
新君继位的诏书明发天下后,所引发的波动远远低于众人的预料,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波澜,相较于忐忑不安的百官,老百姓们反而成群结队的上街庆贺着。
老百姓们的想法很简单,新君战功赫赫,平定了叛乱,江淮时就显露出处事公正,这样的天子总比年老昏聩或出卖子民的强太多了。
至于新君是女帝,说句难听的,只要能吃饱穿暖,不用逃难,不用卖儿卖女的,就算是个老太太继位,他们也不会有异议。
皇权之争太过遥远,底层的百姓们只想活的好一些。
谁让他们活命,让他们能稍微有尊严的活命,谁就是圣明的天子。
看着各地送上来的舆情,发财啧啧道:“大家的接受度好高啊!”
自从长安于太庙继位后,一直附在红鬃烈马身上的发财忽然就能来去自由了,它刚发现自己能在长安和马之间来回横跳时,激动的直接用马嘴衔住了长安的发髻。
长安:“宫斗不出皇城,就是好皇家,虽然我们老李家是爱搞政变了一些,是’父慈子孝’了一点儿,但没去霍霍老百姓,其实也还行吧……”
发财嘎嘎乐:“那可太行了!”
太庙中受命于天的余韵尚未完全散去,新君便向天下人展示了其雷厉风行的执政风格,和大刀阔斧改革的毅然决心。
一道道由政事堂副署盖着皇帝玉玺的诏令飞驰天下,其中最为引人瞩目,也最令某些人胆寒的便是《查勘乱中不法诏》。
诏书明令御史台刑部和大理寺三法司联合行事,会同各地采访使,彻查自天宝末年安禄山叛乱以来,至昨日之前,所有地方官员军将勋贵乃至宗室,于战乱中“不遵法度,囤积居奇,私通贼寇,侵吞国资,残民以逞”之罪行。
长安坐镇宫中,每日批阅的奏章中必有三法司呈送的密报。
她并非一味严苛,也不是一刀切,诏书中亦言明“主动呈报,退还赃款,确有悔改者,可视情减罪”,意在分化瓦解避免逼反整个阶层。
然而对于那些证据确凿,影响恶劣且毫无悔意的,她的处置亦是毫不留情。
首先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河南道一位曾打着协助平叛的名义,实则与史朝义部将暗通款曲,并借机囤积大量军粮,导致饥民遍野的致仕刺史。
人证物证俱在,长安朱笔一挥,“夺其功勋,抄没家产,本人斩立决,家族流三千里。”其家产充盈国库,部分钱粮当即用于赈济当地尚未恢复元气的百姓。
紧接着河东道一位以犒军为名,强行征收助饷,实则中饱私囊,并纵容部下劫掠的节度使副使被锁拿进京。
朝中曾有其同僚试图求情,言其“平乱有功,可抵小过。”
长安于两仪殿召见求情者,只问了一句:“乱中百姓易子而食,彼时他在何处?功是功,过是过,贪墨害民,动摇国本,其罪当诛。”最终,此人同样被明正典刑。
数颗重量级的人头落地,连同数十名各级官员被罢黜流放,抄没的家财数以百万贯计,极大地缓解了朝廷减免赋税后的财政压力。
朝野上下,尤其是地方上的豪强勋贵,无不震恐。
他们终于彻底明白,这位在马背上打下赫赫威名,于太庙承继大统的新君,绝非可以轻易糊弄的傀儡,她手中不仅握着刀,更牢牢掌握着天下三分之一的兵马。
任何试图凭借过往势力或侥幸心理蒙混过关的念头,在多道冷酷而精准的诏令打击下都化为了泡影。
长安不是第一次执掌天下,自然知道要恩威并济,在重拳出击维护稳定之时,也并未忘记展示怀柔与纳贤的一面。
《减赋安民诏》的效果初步显现,流民开始回归故土,荒田渐次复垦。
紧接着,她又下《求贤诏》,命各州县于一月内举荐“通晓实务,品行端方,堪为牧民之才者。”
不论出身寒素或是名门,皆可赴京参加由吏部主持的特科考试,由当地官府负责行资,并允诺将亲自审阅前十名的策论。
处置贪官污吏,安抚民心,百官自是无话可说,也没有反对的必要,可要从地方上选拔士子,且还开特科,那就动了世家的盘子,这些人是万万不愿看到的。
因此在例行朝会上,就有出身世家的大臣委婉提出,寒门学子虽有才学,但于官场礼仪经史底蕴或有不足,恐难当大任。
长安闻言,目光平静地扫过丹墀下的群臣,“朕起于行伍,深知民间疾苦,如今百废待兴,需要的是能安民,能理财,能断狱的实干之才,而非只会吟风弄月恪守陈规的腐儒,前隋覆辙,唐初盛世,岂是仅靠门第与空谈得来?”
长期征战自带的杀伐之气,以及数度身居高位所凝练出的威势,此刻俱都化作无形的压力,沉甸甸地压在每位朝臣心头。
不需要暴怒,但每一个字都带着金铁交鸣般的铿锵,尤其是那句“前隋覆辙,唐初盛世,岂是仅靠门第与空谈得来?”更是如同重锤,敲碎了世家大臣们最后一丝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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