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民间对章惇的评价却不一样。说书先生在讲宋史时，会说他“变法强国，却遭贬谪”；陕西、河湟等地的百姓，一直把他视为恩人。明朝时，有个叫郎瑛的学者在《七修类稿》中写道：“章惇虽被称为奸臣，然其功不可没，河湟之复，茶法之改，皆利国利民之举。”
清朝乾隆年间，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为章惇鸣不平：“章惇之事，多有可议者，然其才略过人，有功于国，列入奸臣传，未免太过。”他还指出，章惇反对立徽宗，是“有识人之明”。
第五章 历史尘埃的功过昭彰
民国时期，历史学家陈寅恪研究宋史，认为章惇是“宋代有为之臣，其变法之功，不亚于王安石”。他在《论再生缘》中写道：“章惇之奸，多为后世偏见所致，观其行事，实为社稷着想。”
1949年后，史学界对章惇的评价逐渐客观。历史学家邓广铭在《宋史十讲》中说：“章惇是新法的坚定推行者，他的改革措施促进了宋代经济的发展，河湟开边更是扩大了宋朝的疆域，这些功绩不应该被忽视。”
如今，在章惇的故乡福建浦城，修建了章惇纪念馆，展示他的生平事迹和改革措施。纪念馆里有一幅巨大的《河湟开边图》，描绘了当年收复河湟的盛况；还有陕西茶法改革的实物展，包括当年的茶税账本和茶具。
每年都有很多历史学家和游客到纪念馆参观。有个来自陕西的茶农，捧着自家产的茶叶，在章惇的画像前鞠躬：“章大人，我们陕西茶农没忘记您，现在我们的茶叶卖得很好，日子过得很红火。”
在河湟地区，当地政府重修了当年章惇设置的城堡遗址，立碑纪念“河湟开边”的历史。碑文上写道：“宋哲宗元符年间，章惇主持河湟开边，收复失地两千余里，促进了民族融合，功在千秋。”
雷州的百姓也重修了当年的小庙，正式命名为“章公祠”。祠堂里的香火很旺，当地百姓说：“章大人在雷州教我们读书，帮我们修水利，是个好官，我们不能忘记他。”
历史学家们通过研究大量史料，还原了章惇的真实形象：他是一个坚定的改革者，为了推行新法不惜得罪权贵；他有识人之明，看出了宋徽宗的无能；他有军事才能，收复河湟扩大了宋朝疆域；他虽然性格急躁，手段强硬，但一生清廉，没有贪污受贿的记录。
当然，章惇也有缺点，他打击旧党过于严厉，甚至牵连无辜，这是他不可否认的过错。但把他列为“奸臣”，显然是不客观、不公平的。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章惇的真实故事。在历史教科书里，他不再是简单的“奸臣”，而是被描述为“北宋着名政治家、改革家，新法的重要推行者”。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用“忠臣”“奸臣”来标签化，而应该全面、客观地看待他们的功与过。
夕阳下，章惇纪念馆里的画像静静矗立，画像上的他目光坚定，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委屈与不甘。历史的尘埃终会落定，公道自在人心，像章惇这样被误读的历史人物，终将在岁月的长河中，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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