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施乐园里，一场名为“阎瑞生审案”的滑稽戏正在上演。演员们穿着仿制的囚服，在舞台上活灵活现地演绎着审判场景，还时不时与台下观众互动，引得观众笑声不断。大世界游乐场则设置了“莲英鬼屋”，昏暗的灯光下，特效营造出阴森恐怖的场景，时不时传来几声惨叫，让游客们毛骨悚然。城隍庙的说书场里，说书人一拍醒木，开始讲述《莲英托梦》，将传统的因果报应观念巧妙地植入到这起现代罪案中。商业资本与大众娱乐就这样一拍即合，让这起惨案逐渐蜕变为一种消费符号。
三、舞台与银幕的罪案重构
案件审结仅仅一个多月后，新民社就在小舞台推出了文明戏《阎瑞生》。为了吸引观众，该剧首创“机关布景”，用转台巧妙地展现汽车追逐的精彩场面，甚至还真的牵了一匹马上台。这新奇的表演形式一经推出，便引发了巨大轰动。编剧郑正秋更是巧妙地在剧中植入“西崽谋财”“摩登犯罪”等当时社会热点元素，让观众们在看戏的同时，也能对社会现象有所思考。该剧连演半年，场场爆满。
京剧名伶露兰春改编的连台本戏更是别出心裁，增添了许多奇幻色彩。在她的演绎中，阎瑞生临刑前竟然唱起了三十句反二黄，将犯罪心理通过京剧独特的唱腔和程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让观众们大饱眼福。
1921年，任彭年执导的同名电影开创了中国犯罪片的先河。影片为了追求逼真效果，直接在案发地实景拍摄，还大胆启用非职业演员，其中阎瑞生一角由他的好友陈寿芝扮演。为了拍摄行刑镜头，剧组甚至向殡仪馆租借棺木，在龙华刑场实地拍摄。这种写实手法虽然引发了诸多伦理争议，但却创下了票房奇迹。据《影戏杂志》记载，当时上海影院的票价从原本的0.3元飙升至1元，即便如此，依然一票难求。
四、罪案镜像中的社会裂痕
王莲英案的发生，让娼妓制度的畸形繁荣暴露无遗。据工部局年报统计，1920年，上海注册的妓院多达691家，妓女数量过万。所谓的“花园大总统”选举，其实就是一场高级妓女的选美活动。各大报纸全程报道，各界名流纷纷担任评委，将女性彻底物化为商品。在这场狂欢背后，是无数女性的悲惨命运，而王莲英案，正是这种畸形制度下的恶果。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律冲突不断。公共租界坚持“属地管辖”，认为案件发生在租界内，就应该由租界审理；而江苏省政府则主张“属人管辖”，强调凶手和死者都是中国人，应由中国政府审理。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终经过一番艰难的谈判与妥协，决定在租界外行刑。这种司法权的拉锯，正是半殖民地社会的生动写照。而《字林西报》对“中国司法进步”的赞扬，字里行间却暗含着殖民者的优越心态。
凶犯阎瑞生在当时的社会中，成为了一个矛盾的文化符号。知识界将他视为西学失败的典型，《东方杂志》发文痛斥他是“新式教育培养的魔鬼”，认为他的堕落是西方教育与中国传统道德脱节的结果。然而，市井百姓却对他充满了好奇与追捧，印有他头像的香烟牌热销，大家在茶余饭后都在谈论他的故事。青帮更是将他塑造成“敢作敢当”的江湖好汉，这种价值观念的撕裂，预示着传统道德体系在现代社会冲击下的逐渐崩解。
这场世纪审判虽然已经落幕百年，但当我们重新翻开那些案卷，看到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犯罪与惩罚的叙事。在媒体的大肆炒作、商业资本的运作以及艺术的不断改编下，这起罪案已经成为了解码民国社会的一把密匙。从会审公廨的庭审记录，到城隍庙流传的鬼怪传说；从文明戏旋转的舞台，到电影院耀眼的镁光灯，王莲英案就像一面棱镜，将那个转型时代的矛盾与焦虑折射成一道道绚丽却又带着苦涩的光谱。那些在法槌的威严与铜钹的铿锵声中游走的真相，既见证了现代司法在蹒跚中艰难起步，也记录了大众文化在那个特殊时代的野蛮生长，最终凝结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标本，供后人不断研究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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