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棣是认定了摩尼教实为“邪教”的。
仅杭州的副教徒便有十万之众，一成之多了，可见其的扩展速度之快。可以预见的是，一旦方十三之流举旗号令，定是从者如云。
苏轼非食古不化的迂腐之人，自能觉察其中利害关节，虽然无足够证据指证摩尼教之祸，但也可趁机整治一番。
不过，此事可适当延后，当务之急是灾后重建事宜。
此次涝灾损失惨重，农作物受损率逾七成，头季稻已错过播种栽培，得上奏状减免赋收，且得着手调粮以免粮价上扬。
这还是后续手尾，当前之重是灾民的处置事宜。
去岁甫知杭州，便遇瘟病横行，面对病疫和不良药商的黑心作为，苏轼十分清醒，他知道，杭州为“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经过慎重考虑，他认为如果能创办一家政府医院，情况或许会较好掌控。可是开设医院需要大量资金，怎么办？他同属下商量后，决定采取募捐的办法。苏轼首先从府库里拿出两千贯平时省下的办公经费作为基金，同时号召城里的有钱人捐款。可是还有缺口。他回家后，把情况同夫人一说，夫人认为人命关天，百姓的安危是大事，她应大力支持，于是带头卖掉陪嫁的首饰参加募捐；他又拿出自己的积蓄五十两黄金交了上去。
在他们夫妇的带动下，参加募捐的人越来越多。
经过众筹，总算把资金募集起来了。于是，苏轼招聘了部分医护人员，在杭州众安桥旁边找到了一处官家的院子，办起了一所名叫“安乐坊”的病坊。
医院建起后，苏轼立即派官员和医生分赴各社区救治病人，同时免费发放食品、药品。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
另外，在众安桥和江岸，苏轼又各开一药局救治百姓，叫“惠民药局”。
他还对那些无良的庸医、药商进行大力整治。对于那些趁着疫情奇货可居，哄抬药价，不顾百姓生死，大发瘟疫财的不法商人。必须焚烧结局，交出非法所得，并且捐款，才能得到药方，否则只能等死。
算是前事之功，“安乐坊”及“惠民药局”在这时可派大用场，日后亦当发扬壮大。
另一桩事就较麻烦，那便是灾民安置。此次涝灾共毁本州城乡店铺、民舍三千余所，百姓流离失所者逾万。如何安顿无家可归的灾民，关系民生大计，其中更存在祸乱隐患。
此事犹如一枚刺扎在心口，令苏轼寝食难安。
王棣大抵知晓老苏心头所忧，记得后世那次大地震后，毁坏民房无数，乃是举全国之力共助震区重建，采用的各省包干包建制，似乎可以借鉴一二。当然，因国情、体制不同，也不可能生搬硬套，可酌情变化。
当下，他提了提借力共助重建，具体实施就看苏大学士如何拍板定夺了。
苏轼听罢，眼睛亮了几分，沉吟着道：“此策……倒是可为，得谋划周全，且先奏请朝延准许……”
心下作了谋断，轻松了几分，大学士微笑着说：“王小友，某尝言汝善经济之道，文叔、文恭二人皆是不信。呵呵，今日可知某之目光如炬否？”
李格非与高俅自是点头称是，尤其是高二，将捧哏的角色诠释的相当到位。
在王棣看来，太守大人似乎更看重高二多些。这也正常，哪个当官的都喜欢能干又能说的下属。
至于李格非，显然更文人气一些，稍显不知变通，这当口又提了另一件事：“先生，府衙修葺一事不可再拖了，正好一并翻建一二。”
他这提议倒非说是不对，但却有些不合时宜。熙宁四年，大学士苏轼宦游到杭州担任通判。甫到衙署，只见那几间屋屋不仅破烂不堪，还歪歪斜斜的，一副大风吹来就要坍塌的模样，感到十分郁闷。
杭州以前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都城，修建的衙署用房都是用的十分珍贵的巨木。但由于宋代百多年来，官府无力维护，就变成这模样了。苏轼晓得朝廷的政策，盯得到“遭头”，不会去干擅自修房的蠢事，进衙署办公小心些就是了。三年任期干满后，道声“拜拜”也就告辞了。
殊不知十几年后，苏轼又重返杭州当知府。来到府署一瞧，“桃花依旧笑春风”哟！同僚们说，下雨就只能像农民们一样窝在家里“轧雨班”，谁敢待在那屋里，垮了咋办？这种倒霉事啊，真格儿是人人都说不得，没过几天衙署里就倒塌了一间房屋，压伤衙门两名书吏。此次涝灾，衙署的鼓角楼轰然倒塌，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妇一人。
如此一来，府衙一众属官上衙当差也都战战兢兢，唯恐哪日中了头彩。
苏太守在给朝廷的奏章中，述说了维修衙署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维修计划，共有二十七处需大修，需要钱四万余贯。请求朝廷批准颁发度牒二百道，颁发度牒所收的办理费用来解决维修经费。
但由于预算数目过大，朝廷并没有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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