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州（府）发解试过后，解试合格的举人，由州或转运司、国子监等按照解额解送礼部，参加省试。
说到解额，五代时，解省试各递增二人，解试七人取一，省试九人取一。到而今，科举大州（府）大抵是八十取一，小州（府）四十取一，不一而足，解额虽是多了，但录取比例却是大幅度的降低。无他，盖因读书人多了。
在宋代，整个社会营造了一个绝妙的读书环境，其时的读书风气和高雅境界是后世很难企及的。
大儒赵季仁就曾期待说：“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
名流欧阳修也曾感叹说，“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可见，在读书之风盛行的宋代，有许多读书人期待读书，爱好读书，并以终身勤奋苦读为乐，以读尽天下好书为荣。
宋朝的文人为什么如此幸福呢?这应该和太祖赵匡胤尊重和善待读书人密不可分。作为开国皇帝，他深知文人在安定人心、治理国家上的重要性。因此，他不但重用读书人，建隆三年还在太庙里立下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表言事者”的誓词，并规定后来的天子们都必须恭读。这份带有人性光辉的誓约，被宋朝历代帝王严格遵循，并最终成就了文人。
而读书人一旦过了会试有了官身，经济待遇那才让人馋涎欲滴。除了工资薪水，还有茶酒钱、职钱、给券(差旅费)、厨料乃至仆人的衣食等各种各样的杂费，另外还有“职田”，依官阶高下可得田四十顷至一二百顷不等。哪怕退休了，也会给一个管理道教宫观的名义，借此还能领取俸禄。放眼上下五千年，恐怕没有哪个朝代文人不对此眼红吧。经济权益在中举后就为他们准备好了，而政治地位的显赫可以说达到了巅峰。文人的地位远在武官之上，就连专门掌管全国军事的枢密院长官枢密副使都由文官担任。说宋朝文人的幸福指数高，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点，还有一点，那就是人身安全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宋朝几乎没有文字狱，即使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也只是被流放，但从来没有人因此而被杀。这在明清两朝那简直就不可想象。
孟郊四十六岁那年进士及第后，写下“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以抒发他心花怒放的得意之情。
诗句道尽盛唐风华，却亦不如煌煌大宋的士大夫风流溢彩。
科举，绝对是终南捷径，一步而登天也。
不过，于王棣而言，中解元也好，即便来年得状元也罢，实在没必要大书特书。
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摆明了是欺负人哩。乡试而已，来年的省试才是真正的转折点。大宋朝牛人辈出，若换作是嘉佑二年的丁酉科会试，即便他有金手指，也未见得能脱颖而出。
嗯，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平常心吧。
若非知晓历史走向，若非想为这个时空做些什么，他宁愿选择做一个逍遥自在的闲散人等，与世无争。
通过科举之道谋取官身，也是经过再三考量的。
虽然知晓过些年当今皇帝亲政后，表明绍述，大力打击元佑大臣，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轼、苏辙等旧党党人于岭南，甚至在章惇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但他接着重用革新派如章惇、曾布等，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凡此种种，既是年青皇帝脱离高太后禁锢的反攻清算，更是党争的升级版。
要知道，“车盖亭诗案”就发生在去年。此案与十年前的“乌台诗案”同为“笔祸”，性质也相同，既有个人恩怨，也有政治斗争，但后者远比前者的波及范围更广，影响更为深远。
这场文字狱牵连甚广，影响也远大于“乌台诗案”。事件始因与经过此处并不赘及，单说说后续事宜——
首当其冲的是王安石之后官位最高的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被一贬再贬，直至认定其所言“文过饰非，妄意幸免，而情状明着，可以无疑”，“词皆虚妄，必不可信”，“乃委曲苟免之词，不足为凭”，“罪在不赦，合寘诛窜”，并已决定将蔡确贬至岭南的新州，以“为今日诫，为后世训”。当时有“春、循、梅、新，与死为邻”的说法，是说这四州地广人稀，“炎疠”严重，外乡人到此九死一生。
高太后接着在朝中展开大清洗，范纯仁罢相，王存罢政，李常、彭汝砺、盛陶等人被逐出朝廷，旧党不仅对政见不同者心狠，对自己人同样不手软，而且把人斗倒还不忘踩上一脚。洋洋得意的刘挚对人道：“范纯仁早有名声，又为司马光所重，现在看来不过是浪得虚名。”文彦博连人父亲都扯了出来，说：“范仲淹不过也是虚名耳。”至此，熙宁、元丰以来两党总体上争而不斗的局面被打破。
其间，当年“乌台诗案”受害者苏轼的态度很有意思。这时苏轼在旧党内斗中失势，自翰林学士出知杭州。临出发前，苏轼上疏给高太后和皇帝，说蔡确确实涉嫌诽谤高太后，接着建议由皇帝下旨严查，而后高太后出面阻止，不再追究，这样一显皇帝孝心，二显高氏仁德，但未被高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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