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他当得起对方的赞不绝口。
而在孔端友看来，王棣撰写的这册《论语集注》并不是只作诠释文字和解释阐发原文义理的工作，他还把自己的观点巧妙地贯穿其中，有时甚至不惜增加原书内容或改变原书的顺序。当然，在作改动的地方他都加了说明。
这样的文字，可为万世师。
当然，孔端友难免有些嫉妒，很是遗憾自己写不出这样的东西，但也仅仅是瞬时间的不适，更多的是欣悦与钦服。
而后，他详细地询问了王棣的“创作”初衷、“创作”历程以及文章中的种种与以往不同之处等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王棣自是有问必答，言无不尽。
一番话下来，孔端友对王棣的认知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心下竟是隐隐地将对方当作了明师，恍惚回到了早年随父亲求学的场景，不由得感慨万千。
尤其是王棣关于学读经书具体的阅读原则与方法的论点更是让他深以为然，王棣是这么说的：
“讲习孔孟书。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须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将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须自家说时，孔孟点头道是，方得。不可谓孔孟不会说话，一向任己见说将去。若如此说孟子时，不成说孟子，只是说‘王子’也！因此，阅读《四书》最重要的原则，便是要‘将心比心’。读者需要用自己的心去体贴孔、孟的心。古人古书不会说话，如若任凭自己的私见、偏见去读，最后所得，也只是自己的私见、偏见而已。所以阅读《四书》首贵虚心，如此才能看出古人下字的用意，才能领略其精神妙处……”
王三郎一共讲了五点，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座中人俱是凝神聆听并揣摩领会。
这其中，王棣多次提及“四书”，这是他的首创。
汉以后，《论语》的声誉日见高涨。魏晋时期《论语》注家很多，其地位已经和经相等。《隋书·经籍志》已把它列入经类。这一时期，《孟子》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特别是赵歧称孟子为“亚圣”，并对《孟子》一书进行注释和宣传。然而，也有人批评孟子，如唐人李景俭、北宋人司马光都对孟子指批过。因而，《孟子》仍然不能和《论语》并列。
《孟子》、《大学》、《中庸》直到韩愈、李翱、二程，才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韩愈和二程都竭力阐发和宣扬孟子的思想，因而使《孟子》一书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不仅如此，韩愈和李翱对《中庸》和《大学》的思想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如李翱的《复性书》将此二篇的部分观点加以融合、发挥，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开启了宋代理学大门。二程沿着这个方向，尊奉《中庸》，并把《大学》与《论语》、《孟子》并提。
而王棣干脆将这四部儒家着作合称为“四书”，在编排次序上，首列《大学》，次列《论语》和《孟子》，最后列《中庸》。
为此，他解释道：“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之处。”
“先读《大学》，立其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
如是两个多时辰，王棣不疾不徐的让“四书”之说首次详尽地展现于世。至少，孔氏兄弟已经折服。
这一席话直说到日色将暗方止，孔端友意犹未尽，再三邀请王棣等人留宿，大有抵足而眠、秉烛夜谈之势。
王棣盛情难却，唯有应允。
衍圣公府之行，首战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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