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之所以一再犯边，正如范育所说，并非“以尺寸之壤为彼利也”，而是因为“熙河形势控其右胁，临制其国，尝欲削吾边面，毁吾藩篱，使吾边常危，则彼有常安之计”。故而宋夏之间停战实际上很难达成，西夏的反复无常事实上证明了元佑初年企图通过弃地予夏实现停战思路的破产。而元丰、元佑年间对西夏的成功防御，也肯定了北宋的军事力量，证明对西夏无需过多让步。
元佑年间弃四寨无论对宋夏关系，还是宋朝政治史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围绕着这件事的讨论却能折射出当时宋夏关系和宋朝政治的一些脉络和走向。就当时的争论来说，弃地与否刚开始还仅仅只是政策之争，并没有演变到君子小人之辨和党派之争。尽管最后弃地主张占了上风，但主张保留沿边堡寨的人也并没有受到处罚。
事实上，因与西夏连兵不解，宋君臣也不断在反思对西夏政策，四寨问题也不断被重提。
对于高太后而言，弃地求和虽是早前司马光等政事堂相公一手经办，但其中她持有相同的意见，这才促使此事达成。
再怎样，“弃地”总是有损国威的呀。此事，做的不地道啊，就好似有一枚刺扎在心口，难受。
要命的是，十一月底，西夏再次寇麟、府州。
这是要闹哪样？一面商谈画疆事宜，一面寇边扰战，以战促和？还是一手和谈一手扰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这也太两面三刀了吧，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国呀。
环庆路经略使章楶就上奏认为宋给赐西夏四寨，恢复岁赐，对西夏已经仁至义尽，而西夏却“负背恩信，悖慢愈深，輙兴师旅，侵犯边境。苟纵而不问，异时必为大害”。
西夏数次犯境，朝廷本来想要怪罪边将。也算不上祸水东引，快过年了，转移转移重点，先避重就轻吧。不想原来提倡弃四寨的范纯仁主动领罪，以为自己“御戎失策，累章待罪，蒙恩罢帅，移知河南府，窃恐未厌公议，望再行黜责”。
这……要不要这样啊？还能不能开开心心过大年了？
而藉此良机，又有那铮铮臣工上奏状细诉对西夏策务之谬误，矛头直指当初主持弃地的旧党大佬，包括已过世的司马光、范纯仁、苏辙、刘挚、吕陶等大臣。
很显然，这是新党不甘蛰伏伺机发动。文人铁骨，当死谏不改其志也。
这也怪早前元佑诸臣借用了原来的君子小人之辨，将神宗时期的开边政策归结为小人希功邀赏所致。如元丰中开边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李宪，就被御史中丞刘挚批评为“贪功生事，一出欺罔”。同样，吕陶也将李宪、王中正“邀功生边事”与“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回害物，蔡确谤毁大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等事情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皆事积恶盈，罪不容诛”。这种将神宗和熙丰之臣两分的做法成功地摆脱了元佑诸臣在面对神宗遗产时的尴尬，但却也成为对熙丰之臣惩罚过度的诱因。
来而不往非礼也，新党中坚骨干或贬或罪，似成明日黄花。然而总有胸怀抱负者不畏强权、无惧生死正义谏言。
好吧，没那么伟光正，抓住反方痛脚死薅而已，即便无济于事、奏状石沉大海，刷刷存在感也是好的。
但高太后可就太扎心了，这是狠狠的打脸啊，西夏、新党，包括旧党这一个个，能不能省点些，尊老爱幼知不知？是组团欺负咱孤儿寡母来了。嗯，煦儿才十四岁，还是个孩子啊。
特别是你范纯仁，请啥罪呢？显得你又纯又仁是吗？整个一迂呆子，亏得老身如此器重你。
范纯仁在某个角落眨着小眼睛，显得很无辜——臣只是这么一说，千万别当真呐，背锅侠很难当的好不好？老臣已六十有三了，老腰老胳膊了，这口锅背的好累。
他揉了揉眼睛：我太难了。
范文正公育有四子：纯佑、纯仁、纯礼、纯粹，范纯仁是为次子。
范纯仁为宋仁宗皇佑元年进士。曾从胡瑗、孙复学习。父亲殁没后才出仕知襄邑县，累官侍御史、同知谏院，出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转运使。当今官家即位，拜官给事中，元佑元年同知枢密院事，三年，被授官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他的性格平易宽厚，尝言：“我平生所学，得益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尽。以至于在朝廷侍奉君王，交接同僚朋友，和睦宗族等，不曾有一刻离了这两个字。”
但坏就坏在这“忠恕”上了。范纯粹在关陕一带做官，他担心二弟有与西夏作战立功的心思，就去书信说：“大车与柴车争逐，明珠与瓦砾相撞，君子和小人斗力，中原大国与外来小邦较胜负，不但不可胜，也不足去胜，不但不足胜，即使胜了也无所谓。”
呶，以和为贵是不会错的，但又似与他最敬重的父亲对西夏之策有悖了。
宝元元年至庆历三年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经略西线边防，改革军事制度、调整战略部署，构筑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防御体系，西北战线固若金汤，夏人不敢犯。西北边陲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认为“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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