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呢，坚持全面废除新法，不管黑猫白猫，不管会不会抓老鼠，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把新法废了一大半。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最终在他的努力下，免役法、青苗法也被废除了。气得苏轼在家中跺脚大骂：“司马牛！司马牛！”
在原时空，靖康二年四月，金兵攻破开封，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是为“靖康之耻”。千年以来，人们在审视这场国殇之时，有人认为王安石是北宋亡国的元凶，也有人认为北宋之亡始于司马光。事实究竟如何？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谁更应该来背这个锅？
大儒朱熹就有“引用凶邪，排摈忠直，群奸嗣虐，流毒四海”之语。
但一代大儒王夫之重读宋史，留下了自己的愤怒：“北宋灭亡，始于司马光。”
明朝陈汝锜说：“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王安石），吾以为实始于君实（司马光）。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
关于靖康耻，王棣以为，绝非一人之祸。事实上，大抵是缘于党争引发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导致国家覆灭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是军队经商。别的朝代都是希望强军，宋朝国策却是弱军，唯恐军队强大后，将领们重演自己“黄袍加身”的把戏及唐朝藩镇的跋扈。于是驻军上强干弱枝，劲兵荟萃中央，边疆不敢多驻精兵；练兵上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打仗时阵图遥控，文官监军；兵种上，招饥民入伍，将军队变成慈善机构，养兵百万，却萎靡不振。最后，军队经商。宋朝人擅长赚钱的本事也向军队转移，不好好操练，忙着赚钱，贪腐成风，丧失战力。到后来，宋兵的竟然要脸上刺字，以防逃跑，军队的士气可想而知。
再者是九龙治水。为了预防大臣专权，统治者将权力一再分散，一个岗位设多名人手共同管理。如将相权一分为三，由中书、枢密、三司分别掌管政、军、财三大权力，三者不相上下，互不统摄；机构设置叠床架屋，三省六部多有更迭，相互牵制，避免专权；将官称和实职分离，分割各级长官事权，削其权力；“官”常是拿俸禄而无所事事的空名，“职”（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一般是授予较高级文臣的清高衔头，也非实职；只有担任的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实际差遣的工作才是实际职务。这样一来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皇权稳固。有效地防止了大臣的专权，避免了权臣控制朝政，影响皇帝地位；其次，行政效率低下。大臣相互争斗、相互扯皮，“龙越多越不下雨，人越多斗得越欢”，做事情的效率大大地下降，严重影响了决策的快捷高效。于是，宋朝常被人讥笑说“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经渡河”。最后，财政吃紧。政府机构空前庞大，给财政造成严重压力。
还有便是中央独裁。经过宋朝君主在政治制度上的一再操控，终于削弱了军队，搞乱了官场，将朝政大权集中在了皇帝的手中。可是，宋朝的皇帝虽然诸如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文化艺术修养奇高，在腐化堕落上也没有其它朝代严重；但是，他们在军事、外交上却极为白痴。
凡此种种，注定终将酿成悲剧。
作为“外来者”，王棣不立政治立场、不带感情色彩地分析过宋廷的衰败原因，知道症结所在，其疾也锢，不在腠理，不在肌肤，已在肠胃，将至骨髓，再不对症下药，无奈何也。
只是，药在何处？未为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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