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位刘相公，虽是朔党党魁，但与王家却颇有渊源。
嘉佑四年，三十岁的刘挚中进士甲科，同年五月任冀州南宫令。后任江陵观察推官。熙宁三年，四十一岁，四月由宰相韩琦推荐为馆阁校勘，升迁为着作郎。
当时王安石刚开始执掌政权，对刘挚非常器重，提拔刘挚为检正中书礼房公事，之后又被提升为监察御史里行。
但在熙宁五年，刘挚，因对新法持不同意见(他主张渐变，反对暴变，他认为新法推行太快，民众不能迅速适应)，被贬为衡州监管盐仓，遭贬后回郓州迁移祖坟。
元丰六年，春，刘挚任右司郎中。四月被罢官归乡里。元丰七年，七月出知滑州。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病故，赵煦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四月刘挚自滑州诏为吏部郎中。六月由丞相司马光上疏进为秘书少监，不久再进为侍御史。元佑元年，二月擢升御史中丞。
司马光死后，程颐、苏轼、刘挚三党抗衡，朔党取胜。十一月进位中大夫，尚书右丞。
元佑二年，五月升为尚书左丞。元佑三年，四月升为中书侍郎。元佑四年，兼任门下侍郎。
今年二月任太中大夫兼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一年一迁，入元佑朝以来，刘挚可谓是春风得意，位极人臣。
朔党亦全面执掌朝政，权势盖过洛党、蜀党多矣。
相较于相对温和的洛、蜀二党，朔党压制、打击新党更为不遗余力。也正因如此，包括王家人在内的新党一脉贡生尽是愁眉难展，皆以为今科过关无望。
这与刘挚、王岩叟、刘安世个人无关，而是关系所坚持的政治理念。很简单的道理，在其位谋其政，再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也唯有到达一定的高度方能施展。这期间的政治斗争只是为了可以按照自己设定的施政路线前行，与私人恩怨还真的没太大关系。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出身是无法改变的，像王棣这等贡生，注定要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除非你改弦易辙。
但是百善孝为先，儒家思想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尊老爱幼。孝是自古以来道德准则一个重要方面，其得到历代朝代的提倡。在官方的宣扬中，这是人伦里最重要最优先的一条。
延伸开来说，孝意味着下从上，再延伸为卑从尊，再延伸为弱从强，至此封建等级制度就获得了道德上的制高点，对于封建君主的统治，有着莫大的好处——如果别人要造反，首先就是以下犯上，是谋逆，是大不敬。
更为重要的是，皇权和宗族权（家族）是非常类似的结构，宗族又是封建社会里最强力的基层细胞，孝是维护这两种权力结构的核心，所以得到一力弘扬也就不足怪了。
作为儒学门人，若是在“孝”上都无法令人信服甚至大逆不道，谁敢用你为官？百姓又怎会服从你的管治？
至于王旉、王楠此类贡生，即便是王安礼一脉，也没法划清界限乃至于大义灭亲，攻击指责长辈亦为大不敬。
刘安世耍了手阴招，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士林引发轩然大波，除却朔党中人保持缄默外，洛党、蜀党及新党“残余”群起而攻之，大抵是叱责其为一党之私而坏朝廷抡才之道，其心可诛。
御史台更是闻风而动，监察御史杨畏五日内连上三道奏折弹劾刘安世，叱其“尸位素餐”、“以权谋私”、“心存不轨而坏国之重典”等等。御史中丞郑雍虽未上奏折，却也默许诸御史弹劾刘安世之举，这便代表了他的立场。
刘安世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被百般攻讦弹劾。当然，他正处于锁院中，外界诸事尽皆不晓，倒是落了个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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