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未科省试结果牵动无数人的神经，朝野之间隐隐将今科贡举视为朝廷政治走向的风向标。虽然最终座次还得在十日后的殿试后揭晓，但省试取中定是不会罢落，可谓是尘埃初定。
奇异的是，未张榜前，舆论导向是刘知贡举是高举大刀，大有将与“新”有关系的贡生一刀切的态势，舆论对这部分贡生不无惋惜哀叹，更有人暗暗散布消息，叱责刘安世居心叵测、公器私用、德不配位，辜负了官家、朝廷重托，当换主考官重拟试题再考方称得上公正严明。群情汹汹之下，刘安世的耿直忠介之名为奸邪险恶所替代，关于他所有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被起底传播。当然，他的拥趸者自是奋起反驳，历数刘师种种光辉往事，努力维系一个清正廉明的君子形象。一时间，硝烟弥漫于无形。
到了省试放榜，就像是摁下了暂停键，所有的质疑、争执烟消云散，大宋文坛陷入了短时间的真空。
反对者固然是错愕茫然，刘安世的支持者也是百般不解。今科贡举与新党挨边的贡生并非如先前舆论猜测那般悉数罢落，而是录取了五成之多，几与“旧”派贡生持平。刘安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着实令人费解，一干吃瓜群众也不满意，眼瞅着就要上演的撕逼大戏就这么偃旗息鼓了，好不扎心呐。
朔党弟子率先反应过来，为刘安世摇旗呐喊，大肆鼓吹元城先生大公无私、天下为公、可为天下师，又少不了攻击讽刺“敌人”一番，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云云，总之是连消带打，一番操作猛如虎。
先前口诛笔伐、恨不得饮血啖肉的“小人”们却是讷讷无言，对手都站在了道德制高点，还能怎么做？再挤上去会摔的粉身碎骨的。
这段时日，刘安世处于漩涡之中，眼见着便要被潮流吞没，谁曾晓剧情居然还能如此反转，真可谓是一人可当百万雄师，乘风破浪的大哥大呀。
省试放榜罢，贡院大锁解开，刘安世率同知贡举官去往礼部复命，且需应官家诏见。
作为本科主考官，刘安世算是完成了使命，至于其中利弊得失，怕也只有放在朔党内部关门会议讨论复盘了。但他此举，乃是将损害最小化，至少没有成为士林公敌，还得了唯才是举的清正贤名。
至于同知贡举舒亶曾在刘安世面前据理力争一事，倒是被控制在小范围内。毕竟，舒亶身上可是贴着大大的新党标签的，得摁住不让出头。
当然，如往年历科贡举一般，外界仍是少不了有质疑的声音，显然是来自落榜贡生。刘安世也懒得去解释，三日后，社部印发了一本册子，里面刊印了部分今科取中进士的应试答题，王氏四人悉数在列。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王棣的经义问答及论、策犹如鹤立鸡群，与其他贡生拉开大大的距离，望尘莫及也。至于那道策问题，一干新党弟子绕来绕去的，多半是写的花团锦簇却又言之无物，但前面两场经义及论题俱是令人挑不出毛病，取中也算是令人信服。
而王棣当为翘楚，身为《论语集注》的作者，经义题自然是小菜一碟，且答出了新意，写出了高度。
三场的论文“试论‘士为知己者死’”更是叫人叹为观止。
豫让者，忠义之楷模也。其乃战国晋人，为晋智瑶（即智伯）的家臣，赵、韩、魏共灭智氏后，曾入赵襄子宫中刺杀襄子，被俘获。后豫让改名换姓，以漆涂身，吞炭使自己变哑，改变形象，谋刺赵襄子，又被捕，伏诛前，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三跃呼天击之，遂自杀。
“门客家臣义莫俦，漆身吞炭不能休。中行智伯思何异，国士终期国士酬。”
“士为知己者死”之典故便出于此。
可是王棣对豫让的评论，却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在他看来，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入，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这样的文章，反其道而行，却也更具冲击力，更令人顶礼膜拜。两相映衬，有那脑子里转的快的在想，许是这篇论文已是让刘待制引为至佳，他的脾性不正如是么？
再说说那个坑……那道策问题，王棣显然是避重就轻甚至是偏题而答的，但那篇“正气歌”实在是叫人热血喷张、情难自已。
全诗先以“天地有正气”发端，然后层层陪衬，突出“时穷节乃见”。之后再历举“哲人”事迹证明“时穷节乃见”。此诗篇幅宏大而主旨突出、脉络分明。浩然正气直贯全篇，故历述古人事迹和己身遭遇而无堆砌之感。先写古人而后写自身，并表明“时穷节乃见”的古人正是自己的楷模，表现出他的浩然正气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沃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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