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见多识广，自是晓得“百家杂谈”的奥妙所在。若是报纸卖的好了，这一版的名家推荐栏看的人多，所推荐的美食也好娱乐场也罢，自是随着水涨船高，收益增加是显而易见的。
时下并无“广告”之说，但却是有人知晓广告效应的，如济南就有刘家功夫针铺所打造的铜板广告，也是最早的铜板印刷模板广告。
这版广告当中是“白兔捣药图”，可谓是历史上最早的商标，白兔的形象先入为主，让人想到或看到白兔都能联想到刘家功夫针铺。在这个年代，女性大多不识字，但针铺的主要目标受众就是女性，白兔图生动形象，更容易让女性识别记忆。
在铜板的最上方刻着“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在商标的左右刻着“认门前白兔儿为记”，让人能够清楚的知道店铺位置和店铺品牌。铜板下方的广告文案“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兴贩，别有加饶，谓记白。”更为详细的介绍了产品的原材料，产品特性，服务对象，其中的“别有加饶”更是一种鼓励批量购买的促销策略，“谓记白”突出强调了品牌的独有性。就是在现在看来这则广告也是极具创意的，它包含了广告设计所必需的要素。
但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是新鲜事，如那位美食家为“谪仙居”撰写的软广告效应尚未凸显，倒是未引起太大的重视。
王棣却是知道广告威力的，一份“东京时报”售价六十文，刨去人工、纸张等成本及支付的稿费，利润几乎为零，行商无利所为何来？
他办报的初衷不可为外人知，之所以不计成本，乃是想在短时间内让“东京时报”走进千家万户，以汴京为中心向天下幅射开去，直至此报成为舆论导向，在特定时间能成为喉舌。
而广告则是支撑报纸运转甚至盈利的重要手段。他相信，假以时日，不需要太久，这京中商家一旦发觉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效果，一定会蜂拥而至，到那时可别怪大刀向鬼子……咳，吃大户，劫富济贫呗。
没有更多的宣传，“东京时报”几乎是静静的在京中推出。这也是无奈之举，“水云间”开业，可用的人手全用在了这上头，人到用时方恨少啊。
不过，虽然时报的创刊号发行量并不大，影响力却不小。
是日，包括尚书右丞苏辙、礼部尚书苏轼、枢密院承旨刘安世、国子监丞舒亶、司业赵明诚、主薄周邦彦、太学正李格非等京中一众清流高官案头皆摆了一份油墨清香的“东京时报”。待得空闲时，便有属官见这些主官津津有味的翻阅，时不时赞一声“不错”。“东京时报”？京中何时有这样的报纸了？却不知说了些啥。那些个属官心下嘀咕，少不得吩咐书吏仆从去刊印此报的“染墨轩”买来一探究竟。
这样的场景在各部衙均有发生，好在发展迅猛在京中已开了数家分店的“染墨轩”有所准备，创刊号印足了一万份，当天核算下来只剩了七百多份。
第一天便有这样的销量，称得上是打响了第一炮。当然，这近万份报纸可非是全数售出，送出了大约五百份，大抵是京中的亲朋故旧。
这也是一种营销策略，像苏轼、苏辙这等高官自不消说，不管哪个时代都不乏揣摩上意之人，要紧跟领导的步伐嘛，只做个稀里糊涂的应声虫，完全领悟不到上司的用意何在，这种僚属要来何用？后世每家单位都有机关报，这便是政治考量。而僚属下面还有驱驰使唤之人，金字塔尖层层往下，可是基数庞大呢。是以，单是“领导效应”这一块，便可消化数千份报纸。
再者，“水云间”因为特色鲜明且有崭新的运作模式，在京中瞬间引发风潮，风头隐隐盖过成名已久的正店酒楼。这些天，但凡到“水云间”消费的客人都会这么一则消息——“东京时报”将于XX日首发，采缤纷天下事、入寻常百姓家，播四海风云、采五洲气象，引领知行合一、求索守正出新，敬请期待云云。
到得那一日，“水云间”大门处有一名曰“报童”的半大小子在免费散发报纸。对于新鲜事物，京中人向来敢于接受并尝试，便有不少人拿了份“东京时报”一睹为快。
不多会，“谪仙居”内有读书人满饮杯中酒：“好文章，正可佐酒哉。”乃拍案而起，高声吟哦：“子列子，行御风。风起蓬蓬，朝发于东海之上，夕散于西海之中。其徐泠然，其怒勃然。冲击隙穴，震荡宇宙，披拂草木，奋厉江海，强者必折，弱者必从……”
邻座亦是士人，闻之心喜，诧然问曰：“此词赋超然绝妙、高奇豪迈，浩浩汤汤，直若海河奔流焉！却不知是哪位高贤手笔？”
读报那人作高山仰止状，嗟叹折服：“乃小苏学士新作，名为‘东轩记’是也。”
“小苏学士”当然便是苏辙，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其生平学问深受父兄影响，以散文着称，擅长政论和史论，苏轼称其散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其诗力图追步苏轼，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苏辙亦善书，其书法潇洒自如，工整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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