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府，在春秋时期隶属卫国，是齐桓公所筑的五城之一，成为五鹿城。
春秋末年，魏武侯在此设置陪都，将它划为公子元的食邑，因此叫做元城，这也是大名府作为陪都的开始。
西汉时期，刘邦在此设魏郡。由于王莽及其姑母王政君家族就诞生于此，因此，这里也叫做“贵乡”。
隋朝大业年间，魏州成为了武阳郡，辖十多个县。隋炀帝开凿了从洛阳到涿郡的永济渠，大名府也因此得以繁荣。隋炀帝还曾乘船到此巡游，并赐这条运河为“御河”。
到了唐朝年间，大名府迎来了它的黄金发展期。在初唐时期，大名府成为河北道的治所。一代名臣狄仁杰曾在此抗击契丹南侵，为武周王朝北境平安，写下辉煌的篇章。在经过了唐朝中期的快速发展后，大名府已经一跃成为黄河以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取代了诸如邯郸等城市的地位。晚唐时期，大名府大规模扩建，分为大城和小城。整座城池的面积，达到一百平方公里，这种规模在之前历史上，是少见的。入宋以来，大名府渐至鼎盛。仁宗为阻止契丹南下入侵中原，在庆历二年，建大名府为北京，宫城里一百九十八步，即真宗驻跸行宫，城南三门，东一门。正是由于仁宗再次修建了陪都，契丹人才取消了南侵的念头。
这时的大名府，被称作北京大名府，成为了宋朝的第四个京城。其繁华程度达到了鼎盛。“千百处舞榭歌台，数万座琳宫梵宇”就是对它的写照。
王棣此前做足了功课，对大名府了解颇深，认为大名府之所以赫赫有名，有两个原因。
一是得益于它便利的交通条件。陆路上，大名府处于冀、鲁、豫三地交界之处，是有名的交通枢纽。水路上，除了漳河、黄河两条水道外，流经此处的大运河，也为大名府提供了繁荣的条件。此次北上，便是走的水路，极为便利。
二是大名府为战略军事要地，是中原地区的军事重镇，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扼守南北通道咽喉，在地理上很容易成为政权中心。正所谓是：“夫大名者，古之魏地，以其襟带两河介于山东西之间故，常为天下枢。”
作为四京中的北京，大名府其官属有牧、尹、少尹，司录、户曹、法曹、士曹、司理参军及文学、助教。庆历七年，又置北京留司御史台。牧、尹以下官职掌，与开封府全同。尹阙则设知府一人，以朝官及刺史以上或诸司使充任。又设通判一人，以京朝官充任。
不过，大名府不设牧、尹，此时最高行政长官乃是权知大名府梁焘。
至于王棣即将就任的元城县也是历史名城。汉高祖十二年，置魏郡，建元城县，属魏郡。几经变革后，神宗熙宁六年，大名县并入元城县，为大名府治所在。
楼船缓缓停靠在运河码头旁，站在楼船上，不远处便是一座巍峨城池，正好可以一盖全貌。
庆历二年五月，为防契丹南侵，仁宗升大名府为北京，作为东京的陪都，朝廷拨库银十万两，改修外城，增建宫城，耗时五年，使大名府外城随地形而建，形状不方、不圆，略似卧牛状，由周长八十里缩减为了四十八里二百零六步，“其势略如都城”开封（时开封府城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后扩至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民间俗称为“四十八里卧牛城”。
大名府城亦分皇城和外城，总平面呈回字形。皇城周长为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即真宗驻跸行宫，建五门。南城三门：中为“顺豫门”、东为“省风门”、西为“展义门”；东城为东安门；西城为西安门。当时未设北门，熙宁九年才在北城建门一座，为靖武门。外城周长为四十八里二百零六步，建九门。南城三门：中为南河门、东为南砖门、西为鼓角门；北城二门：正北为北河门、西为北砖门；东城二门：正东为冠氏门、东南为朝城门；西城二门：正西为魏县门、西南为观音门。又引御河之水经西渠穿大名府故城而过，并修建水关二个，上水关曰善利、下水关曰永济。
下了船，但见码头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虽不如汴京繁荣，却也是一派热闹景象。
水路通达之处，总是便利发展。
仅此而言，隋炀帝便称得上有大作为的。
其征发百余万民工挖通济渠，连接黄河淮河，又用十万民工疏通古邗沟，连接淮河长江，构成下半段。三年后，用河北民工百万余，挖永济渠，通涿郡南，构成上半段。又过两年，疏通江南河，直抵余杭。至此，共用五百余万民工，费时六年，大运河全线贯通，全长两千七百余公里，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虽然隋炀帝荒淫奢靡，好大喜功，但这绝对不是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原因要目的，而是出于当时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需要。但主要应是出于政治与军事的考虑。隋炀帝曾三下江都，但绝不是单纯的去看琼花，而是着眼于扬州所具有的重要经济政治地位。认为炀帝开河仅是为了玩，是说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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